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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哀荣话书生

  • 作者: 贺平
  • 来源: 古榕树下
  • 发表于2018-09-17
  • 阅读3709
  •   一

      清朝诗人黄仲则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前一句知道的人不多,后一句知道的人不少,已成名言。黄仲则才华横溢,却郁郁不得志,所以这只是他的愤激之辞;书生其实并非无用,而且还堪大用,就是治国平天下。有人向孔子请教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农;于是有人便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是孔子精通做官之道,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打天下离不开书生,治天下更离不开书生。无法想像,让文盲来管理社会,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二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的书生,可以集众讲学,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学说争鸣,可以言论自由,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化、思想大自由、大开放、大包容的时代。孟子住在魏国,梁惠王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和待遇,喝酒吃肉,住豪宅、乘豪车、穿华服,但他还老是骂梁惠王,当面说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不仁哉!梁惠王也”。又骂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不似人君”。他将天下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常常骂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问他周武王伐纣“臣可不可以弑君”,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即“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纣王,没有听说君主被臣子杀害”,强调没有仁义道德的君王就活该被诛掉。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致于2000年后朱元璋听了此话还要杀他的脑袋。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秦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他便来统一书生的思想,开始了历朝历代对思想、文化强化管制的时代。

      书生是一个“高危”群体,他们能治国平天下,也能乱国祸天下;他们能帮这个集团打江山,也能帮那个集团打江山;他们有敏锐的头脑思考问题,有锐利的目光观察事物,有犀利的言辞议论时政……因此又必须严加管控。这就是历代文字狱案不断的根由。但历史上第一个文字狱案,却是发生在秦朝以前,就是公元前548年春秋时期的“崔杼杀太史”案。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有奸,被崔杼杀死,齐国太史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 于是崔杼将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又被崔杼杀了。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当时还有一个史官南史氏,也抱着竹简和刻刀前往,前赴后继,半路听说此事已记录在案遂作罢。这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

      春秋时期另外还有一起文字狱案,就是“孔子诛少正卯”。少正卯和孔子都开办私学,收徒讲学。少正卯的学校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只有颜回没有去。少正卯成为鲁国的“闻人”。鲁定公十四年,孔丘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暴尸三日。理由是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脑子精明而用心险恶,行为邪僻而又顽固,说话虚伪却很动听,记述丑恶的东西而十分广博,顺从错误而又加以润色)。人们都知道孔子是书生的祖师爷,却不知他也是“文祸”的祖师爷;圣人也干过这样不光彩的事。

      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烧书的人。他为了消灭一切反秦思想,接受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下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的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服4年兵役)。”第二年,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于是秦始皇派御史侦查咸阳的儒生、方士,将其中被认为犯禁者460余人坑死。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未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7年后大秦帝国就二世而亡。

      四

      曹操由军队起家,戎马一生,征战无数,应该算是个武夫。然而他也是一介书生,戎马倥偬,手不释卷,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开创了一个建安文学时代。他很重视书生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帷幄中书生特别多;他网罗了那么多书生,并非都是为了为他所用,而是不让他们跑到敌对阵营中去与他为敌――例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而当书生妨碍到他的统治时,他也会拿书生开刀。官渡之战后,其子曹丕私纳袁绍之子袁熙之妻,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曹操问出于何典,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以后曹操下令禁酒,孔融又写信给曹操说:“你说饮酒亡国,桀、纣因色亡国,为何不禁婚姻?”曹操愈加恼怒,回信说:“即使我不能安邦定国,但杀几个文人还是能的。”算是对孔融的警告。后来,孔融又对东吴的来使有“讪谤之言”, 曹操终于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将孔融杀死。

      曹操还有一个谋士崔琰,相貌魁伟,让曹操自惭形秽,曾代替曹操接见匈奴使节。崔琰推荐的一个官员杨训,在曹操称魏王时,上表歌颂曹操功业,受到时人讥讽,推荐者崔琰也因此受到非议。崔琰看了杨训的表文,给杨训回信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意思是“文章我看还不错,你不要在意别人的批评,一切都会有变化的,时间久了人们就会了解你的。” 回信被曹操看见,认为崔琰“意指不逊”,是说“在等政局发生变化”。于是将崔琰罚做徒隶,以观后效。但崔琰仍不失名士气节,“辞色不挠,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曹操遂将崔琰杀死。 尚书仆射毛玠十分不快,说:“天这么久不下雨,是因为崔琰受到冤枉。”曹操又将毛玠下狱,后被人营救出狱,死于家中。

      五

      不过,在曹操所处的三国时代,还是书生各领风骚、大放光彩的时代。他们走出书斋,走出山林,投笔从戎,在政治、军事角逐的舞台上,纵横捭阖,舞弄风云,涌现出一大批光耀青史的杰出人物:诸葛亮、司马懿、周瑜、荀彧 、郭嘉、鲁肃、陆逊、庞统……然而到了三国一统,魏晋易代,司马氏大肆屠杀政治异已,书生们便噤若寒蝉,惶惶避世,又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书生最消沉、最颓废、最没有作为的时代。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屡次拒官,隐居不仕,但又偏要写文章讥评时政,在《太师箴》中说司马氏的统治:“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司马氏“每非汤武而薄周礼”,揭露其篡夺曹魏政权的阴谋。终于被司马昭杀死。于是书生们便转而为清谈――崇尚老、庄玄学,宣扬虚无、避世;喝酒――阮籍一醉三月不醒,刘伶终日酒气薰天,让家人荷锄跟在身后说:“死即埋我”;服药――服“五石散”,服后狂躁,仗剑逐蝇,出现幻觉,自我陶醉;隐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待至晋室南渡,偏安江东,则更是日耽于湖光山色,夜醉于歌楼舞榭。南朝的君主贵族,都是荒淫无度之徒,书生们便沦为他们的帮闲,为他们制作淫辞艳曲。陈朝的宰相江总,和文臣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时称“狎玩之客”,在宫中陪皇帝饮酒赋诗,征歌逐色,通宵达旦。所作诗歌尽为浮艳绮靡的“宫体诗”, 终于弄得国破身亡。

      六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汉末以来400年天下纷争的局面。马上打天下,《论语》治天下,社会的安定,给书生们重又提供了展现身手的舞台。隋、唐直至两宋,书生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从隋炀帝时代,正式开始了传至后世1299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出生庶族寒门的书生,从此有了与豪门士族同等的步入仕途的资格和途径,隋唐时期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生的书生。北宋是一个偃琥修文的时代,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书生的待遇特别优厚,在开国的将近百年,待试京师的书生每年有六、七千人,超过唐代几倍;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对录取的进士,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书籍得到大量刊行,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有上千上万卷藏书;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学者著述远远超过前代,有很多是几十卷甚至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在唐宋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两座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就是唐诗和宋词,如果那时也是动辄因为几句诗就将人的脑袋砍掉,能产生这样的文学壮观吗?宋朝的文官,有着优厚的俸给,在离职以后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几乎都是书生担任,甚至统兵的将帅也由书生担任,如韩琦、范仲淹、李纲、宗泽、虞允文、 赵方、辛弃疾等。

      隋朝发生过一起文祸,是隋炀帝妒才的结果。隋朝著名诗人薛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他的《人日思归》诗:“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传到南朝引起那里文人的骚动。他写过一首《昔昔盐》诗,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更广为传诵。隋炀帝善写诗文,不愿有人超过他,因而被炀帝所妒忌。薛道衡年老请求致仕,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被炀帝挑出毛病,说文章“有鱼藻之义”,《鱼藻》是《诗经》中一首讥刺周幽王的诗,炀帝说薛道衡“以古映今,谤讪本朝”,将薛道衡绞死。唐朝也有过几起文祸,但处罚很轻,没有死人。唐初,社会流行斗鸡,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斗鸡,时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为“沛王鸡”助兴。唐高宗见到文章后发怒说:“身为博士,不作谏诤,反作檄文,是交构之渐。”认为此文会导致王子之间相互争斗,将王勃革除官职,逐出王府。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为其写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说武则天“秽乱春宫,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看后也未发怒,只是说:“宰相安得失此人?”武氏虽是女流,其胸襟则胜须眉远甚。唐高宗时,大将李绩征高丽, 辽东总管记室元万顷奉命作檄,文中有“高丽不知守鸭绿江之险”语,提醒了高丽移兵固守鸭绿江,致使征讨失败。元万顷被流放岭南,后遇赦还。唐德宗时,牛、李党争,李德裕的门客卫瓘写了一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以牛僧孺口吻,自述其未举进士时过鸣皋山迷路,而遇汉文帝母薄太后、汉高祖妾戚夫人以及王昭君﹑潘妃﹑杨贵妃等人。文中借杨贵妃之口呼唐德宗为“沈婆儿”(德宗之母为沈婆)。后薄太后又令昭君陪牛僧孺寝宿。皇帝看后一笑置之,说:“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进士,岂能呼德宗为沈婆儿?”

      宋朝倒是发生了几起影响很大的文祸,但宋朝的文祸,都不是皇帝制造的,而是大臣的相互倾轧。北宋最有名的文祸是苏轼的“乌台诗案”。苏轼写了那么多诗文,还能找不出问题来?他的《秋日牡丹》中的“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被指为以“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意为执政出新意,小民不得休息;《山村五绝》中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嬴得儿童闲语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为讥讽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盐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又举《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对神宗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皇帝还算冷静,说:“诗人之辞,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同时又因太后对苏轼素有好感和王安石等重臣的维护,苏轼被免于死罪。乌台诗案受株连大臣达22人。

      北宋时期还有一件有名的文字狱案,即蔡確《车盖亭》诗案。哲宗时,丞相蔡確被免,徙湖北安州时,曾游当地名胜车盖亭,作《夏日登车盖亭》诗10首,被人告发“吟诗寄意”。其中一首云:“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告发者说:“睡起‘莞然成独笑’,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確所笑何事?”尤其是第四、第五两首,“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沈沈沧海会扬尘”,告发者解释说:郝甑山是唐高宗时大臣,唐高宗欲让皇位给武则天,郝甑山在上元三年上疏反对;如今太后垂帘听政,蔡確这是用武则天比太后;而“沈沈沧海会扬尘”一句则是说人寿几何,咒太后不得长寿。太后听后盛怒,将蔡確贬为英州别驾,后死于贬所。

      南宋初期,奸臣秦桧弄国,他推行一条投降路线,卖国求和,又恐遭人议论,遂大兴文字狱。那些附势之徒,邀功请赏,“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又在市间闾巷,遍布“察事卒”,有人对现实不满,即捕送大理狱处死;有上书言朝政者,贬万里之外;又让儿子秦熺以秘书少监掌管国史馆,撰文歌颂秦桧丰功伟绩,凡以前非议秦桧的诏书、章疏全部焚毁。绍兴二十年制造了李光私作《小史》案,副宰相李光被贬,李光的两个儿子死于贬所,另外两个儿子下狱;弟弟李宽被革职;约20名与李光友善或有关系的官员被株连流配或革职。其中,福建安抚司机宜吴元美,曾写过一篇《夏三子》的文章,骂夏天的苍蝇和蚊子,被认为是骂当政。他家有“潜光亭”,因亭号中有一个“光”字,被认为甘心做李光的党羽;又有“商隐厅”,被解释“商”指秦国的商鞅,商隐就是隐去商鞅,因此是不想事秦(桧)。兵部侍郎程瑀,因与李光有过书信往来而受到贬斥。程瑀曾注释《论语》,其中记载了周公对鲁公说的四句话,意思是“君子不怠慢他的族人,不让大臣抱怨未被信用;老臣故旧只要没有发过严重过失,就不应该抛弃;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饶州的貶官洪兴祖欣赏其文,作序阐述其意,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又刊刻传播。于是,程瑀虽已故去,仍被“籍其家”,毁掉《〈论语〉讲解》书板,直到秦桧死后,子孙才被免除禁锢。洪兴祖和魏安行被发配到蛮荒之地。

      七

      传说书生社会地位最低的时期是元朝。元朝将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书生为第九等,居娼之下、丐之上,“文革”中“臭老九”即源于此。“九儒十丐”之说出自南宋两位遗民的著作。一为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二为郑思肖的《大义叙略》。谢枋得为南宋官员,曾率军抗元。宋亡流落闽赣间,元廷多次徵召不仕,后被强送北京,绝食殉节。郑思肖为南宋诸生,宋亡后因心怀故国,思肖即思赵之意, “坐必南向,闻北音而走,誓不与朔客交往”,画兰不画土,谓“土地尽为番人夺矣”。但二人均死於元初,无从得知整个元代情况。

      事实上,元代书生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在蒙古侵入长城以南初期,对汉族书生也同样杀戮或用作奴隶,但在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利用书生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灭金后三年,元太宗窝阔台就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崇尚儒学,提倡程朱理学,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元世祖忽必烈又积极标榜文治,设学校,征召著名儒士,“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几个仕元的理学家姚枢、窦默、许衡都官居要职。上辈有儒士的家庭被定为“儒户”,规定儒户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以备政府徵召。儒户不担负各种劳役,可以豁免丁税,四顷以内土地亦不缴纳地税,在籍儒生可获得政府俸禄,在学校就读的生员,由学校供给每日两餐饮食。而且,元朝也没有兴过多少“文祸”,杀得书生诚惶诚恐,所禁之书主要是阴阳类书,以及由佛道之争所引发的对道藏书籍的禁毁。

      八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文盲,对书生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自卑心理,又由此而产生出强烈的忌妒、报复甚至虐杀的心理。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又深知书生的重要作用,因此利用书生为他夺取了天下。但在他当了皇帝以后,便来报复书生了。被他杀掉的知名书生可能在皇帝中是最多的。时称“吴中四杰”的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诗,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这本是写元顺帝的宫闱之作,朱元璋却认为是讥讽自己。高启又有《青丘子歌》诗,中有“不闻龙虎苦战斗”句,又被朱元璋忌恨,因为高启写这首诗时,朱元璋正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在“苦战斗”,而高启却“不闻”。后来,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修建府治,获罪被诛,而高启为魏观建府所作的《郡治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四字,又被朱元璋视为歌颂张士诚。于此种种,高启获罪被腰斩。高启临刑时,朱元璋亲自去监斩;高启被腰斩后,还没有咽气,用手指沾着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了三个“惨”字,被斩为八段。“吴中四杰”的杨基被莫名其妙地罚作苦工,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扔进长江;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而死。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明初十才子”之一的谢肃,有苏伯衡、傅恕、王彝、张孟兼、杜寅,孙贲、王绂、张宣被流放,王蒙、王洪瘐死狱中,戴良自杀,就连被他称作“吾之子房”的刘基,也疑似被他毒死,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由于皇后和太子力保才逃了命,但宋濂的儿子和孙子仍然被诛。

      朱元璋制造的文祸可谓多矣,但全不是政治案件,他的文祸被称作“表笺祸”。明初,每逢国家大典、皇帝生辰,各地长官都要呈献颂文,称为《表笺》。朱元璋幼年在皇觉寺出家,后参加红巾军,因此他对“僧”、“盗”、“贼”、“寇”等字十分忌讳。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表内有“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表内有“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作《正旦贺表》表内有“建中作则”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表内有“圣德作则”被诛……皆因表内“则”字音近于“贼”。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被诛,因“道”音似“盗”。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表内有“睿性生知”,“生”与“僧”音同,被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表内有“取法象魏”,“取法”音近“去发”,被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内有“体乾法坤,藻失太平”,“法坤”音同“发髠”,“髠”即剃去头发的刑罚,被诛。杭州教授徐一夔贺寿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览后大怒:“生者,僧也,以我曾为僧也。光,则薙发(剃发)也。则,字音则近贼也。”斩之。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城千秋”,“秋”读如“诛”,被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 ,为本府作《谢赐与表》,中有“遥瞻帝扉”,“帝扉”音似“帝非”,被诛。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音似“弑君父”,被诛。还有一和尚为拍马屁,写了一首谢恩诗,其中有一“殊”字,朱元璋见后大怒,说“殊”字是“歹朱”,被诛。还有很多这类莫名其妙的文祸,所以那个时期的书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九

      清朝是中国历代文祸最烈的时期。共发生文字狱案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顺、康、雍、乾四朝,其中顺治朝约7起,康熙朝约10起,雍正朝约20起,乾隆朝最多一百三十余起。乾隆以后110年,直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发生过一起《苏报》案外,没有再发生文字狱案。

      清朝顺治年间,满清刚刚获得对中国的统治,汉族人心未服。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书生,对异族统治者采取了极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有的投身武装抗清的行列,有的披发入山、隐逸江湖,有的遁入空门、皈依僧道,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他们那时的诗词文章的主题,是怀念故国,反清复明,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对此,满清统治者一方面以武力镇压汉人的反抗运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文化、思想的管制,消灭汉人的反满意识。这就是清初文字狱案的起因和主题。

      到了康熙年间,清朝的统治渐渐稳固,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逐渐淡化。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以后,康熙皇帝从中检讨以往政治之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十八年开《明史》馆,让一大批敌视满清的才高名重之士受到感化。萧山毛奇龄,明亡后哭于学宫三日,后参与南明鲁王军事抗清,鲁王败后逃亡江湖十余年,作《续哀江南赋》、《白云楼歌》,寄托对明朝的缅怀之情。康熙十八年受感化举博学鸿儒科,名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戡定,作《平滇颂》为康熙歌功颂德。 康熙年间文化、思想也非常活跃,不少明朝遗民著作陆续出版,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违碍”之处触目皆是,《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简直就是公然号召汉人起来造满清的反。最让人谈虎色变的历史著作也陆续出版,如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等。

      然而到了雍正年间,文字狱的腥风血雨又再次降临。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文字狱伴随其统治始终,共兴文字狱案约二十起。雍正皇帝搞文字狱有个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案例的“惩戒”作用,强化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浙江钱塘举人汪景祺,是年羹尧大将军府记室,他所写的《西征随笔》中有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文章,雍正除了将他处死,妻子、兄弟、子侄充军外,还将他的头颅挂在北京菜市口十年,直到乾隆即位才把头取下来。翰林院侍讲钱名世,也曾写诗吹捧年羹尧,被定为文字狱案。雍正将“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这也是一种“悬首示众”,让人名誉受污。并又“昭示”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共385人,每人作诗一首,批判钱名世,汇编成册,书名为《御制钱名世》,发至全国,作为读书人的必读书。诗也有作得好的,如詹事陈万策诗中的“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深获雍正嘉许,被评为卷首之作。也有诗写得不好的,等于“批判不力”,还因此获罪,例如翰林院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都被革职,另一侍读吴孝登的诗被认为“谬妄”,被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惩处比钱名世还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是隆科多保荐的官员,雍正为了整倒他,突击搜查他的日记,在日记中发现了他“大肆讪谤圣祖康熙、悖礼不敬、讥刺时事、幸灾乐祸”等“罪状”,被定为文字狱案,凌迟处死,戮尸枭示。查嗣庭是浙江人,为此又停止了浙江会试、乡试两级科考,以惩戒天下书生。有一个叫曾静的书生,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写了一封《策反信》,信中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雍正没有杀曾静,亲自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义觉迷录》,“摆事实,讲道理”,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罪状,宣扬他即位以来的政绩,让曾静到各地宣讲,作现身说法。并将《大义觉迷录》和曾静“悔悟”后写的《归仁说》及47篇口供刊刻成书,颁行天下, 组织天下读书人学习、讨论、表态。

      经过雍正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汉族书生们的那点锐气,已被消磨殆尽。但书生总是耐不住要写文章的,用现在作家莫言的话来说就是“不写文章又干什么呢?”那就写“歌德”文章,写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写嘲风弄月的文章。然而在乾隆朝,写这类文章也还是写出问题来了。鲁迅先生在评论乾隆朝文字狱案发生原因是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案件”的,却几乎没有。有的是因为“四书五经”作注而获罪;有因献万寿诗联获罪;有上本为父亲请谥获罪;有向他提“意见”,请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而获罪;有文章中有所谓“忌讳”文字如“戎”、“狄”、“夷”,或有与康熙、雍正、乾隆及他们名字音似、音近的文字如“龙”与“隆”近而获罪;有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而获罪;还有大量的因字意朦胧的诗句而获罪如:咏紫牡丹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长明宁易得”、“一把心肠论浊清”等。

      乾隆皇帝的屠刀,终于杀得书生们望文生畏,动辄获咎,让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么写,一丝生气、活力被消磨殆尽,只好钻进故纸堆,寻章摘句,整理典籍,庶几免于灾难,形成了“乾嘉之学”。只到乾隆死后40年,书生们才被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从昏沉中惊觉,开始思索,开始探求,开始呼喊,为那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内容。但老大帝国,积重难返,专制腐败,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国难不断,这更激发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他们背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不畏艰难、冲破险阻,跋涉在探求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漫漫长道上,从狭隘的反清排满升华到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到“五.四”时期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本文标题:生死哀荣话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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