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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小说选》自序

  • 作者: 老榆树
  • 来源: 古榕树下
  • 发表于2018-11-27
  • 阅读4918
  •   《于是乎小说选》自序


      “小说选”者,是从已经出版的前两部小说集的八部作品里选出“六部半”编成一书之谓也。筛掉的一部半是自然主义的纪实小说,在记录、照录式写作中太受拘束,缺憾太多,故筛掉。所选的这六部半虽然也有很多的纪实内容,但毕竟属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写作风格,且具有代表性,既有被遗忘了整整二十年的处女作《“老先进”后传》,又有将可能是“收山”之作的《六叔甘鸣晨》。作者八十岁了,可能没有力气和精力再写大部头的作品了,留下一部堪称“代表作”的《于是乎小说选》给社会,任由大众去褒贬吧,说好说歹无所谓,对只上过五年小学、起步又很晚的文学新人来说,这已经可以让我瞑目了。


      为什么用“于是乎”作笔名?


      我基本上不是由主观上的兴趣爱好开始写小说的,而是由客观上的刺激而导致我动笔写小说的,所以便用了表示承接的连词“于是乎”作了笔名。


      我从小就崇拜和热爱毛泽东主席,一九六四年被评为包头市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九六五年作为旗(县)一级文化馆馆长举办过“毛主席著作讲习所”,虽然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了“周扬夏衍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全旗(县)的代表”,以“黑帮”的身份被送到乡下劳动改造,但仍然衷心拥护文化大革命,认为“防修反修在此一举”。在“劳改”中,得空思考过文革的“偏差”,认为在政治思想领域抓“阶级敌人”不符合以“经济基础(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跟先进生产力的联系等情况)”为标准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还认为一九六八年的“要斗私批修”简直是一个荒唐的彻底的唯心主义主张。人人有私心是客观存在,难道人人都是斗争对象?没有私心的人是正常的人吗?如果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就是修正主义,那大家都贫穷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


      于是乎,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共产主义理想,我大量读书,思考“私心”、“人性”这些个重大问题,认可了荀况的“性恶论”,接受了恩格斯关于“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的说法,从一九七三年起凭借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着手翻译荀子的九篇重要著作,四处写信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直到最后写出论文《“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和三百多行的长诗《我的世界观》,八方投寄,均石沉大海。


      于是乎,在按企业统一规定提前五年退休后的一九九六年至二00二年,历时六年,非常吃力地写出了自认为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可以当作小说读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牛耕田三部曲》,以表达我对哲学、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还有关于农村问题的历史反思,结果到处碰壁。


      于是乎,把电影剧本《牛耕田三部曲》拉长为三十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由于保留了很多“分镜头”的叙事方法,又太拘泥于主人公的实际经历,对哲学、政治的议论也冗长了些,其作为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也就比一般小说差些。但作者很重视这部带有电影剧本特点的小说,认为它很有些研究价值。作者认为,既然人物如何活动被视为“小说要素”之一的“情节”,人的思想活动、理论探索不是也能构成“情节”和人的“性格史”吗?为什么不能写进小说?可是,有人说这不像小说;就算勉强归为小说,也不会让大众喜欢的。写小说必须有婚姻爱情的情节。


      于是乎,二00六年至二00八年历时两年多,把一个梦中故事敷衍成了一部以“媚俗”为幌子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在从工厂到农村的更大范围里揭示了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况。作者对这部小说感觉良好,似乎弄懂了什么叫文学创作和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素材了。


      于是乎,受这种“成就感”的鼓舞,在写“一个女人”这部小说的“夹缝”时间里——二00七年,还写下了“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中篇小说《金婚夫妻》。从题目看,也有点儿“媚俗”。


      二00九年作者七十周岁时,有了“处理身后事”的想法,重翻了初恋十几年中的书信后来了灵感,于是乎,又拟了个“媚俗”的题目《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情书》,前面编了个“文学故事”,后面照录了二十八封原始“情书”。这次编“小说选”,删除了照录的“情书”部分,只节选了前面的“文学故事”。


      我有个同事,是个被政治扭曲了的好人,我想:写一写这个人的成长史可能很有“典型意义”。经过了一九九六年至二00八年的“写作锻炼”,于二00九年很顺利地写出了中篇小说《冯存孝》,回头一看,除了人名中的两个字跟我的那个同事的名字有些谐音外,跟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牵连和相象处,完全是生活中的另一个人,一个非常让作者满意的符合历史真实的虚构的典型文学形象。我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我会写小说了。那几天我真地很洋洋得意,上街买菜都觉得步履轻盈。


      此前的一九九九年作者六十周岁的时候,开始分类整理还留存着的文字,同时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社会的看法进行小说创作,也十分注意留心社会上的出版社,终于,二0一三年我“选中”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选有六部中、长篇小说的小说集《牛耕田三部曲》(上下册),二0一五年出版了诗文集《我的世界观》(上下册),二0一六年出版了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荀子老子今译和个性文稿》(上下册)。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后,中国的极左思想有所回潮,二0一六年又是文革五十周年,原以为党和政府应该有个大动作,以便放松、解除对总结文革“宜粗不宜细”的约束,放手全党、全民反省和反思文革,推动政治改革,以便大家都能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以轻松的步伐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和建国一百周年。没想到高层却“忘了”做这件总结、反思文革的事。但是,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回头看退休后的二十年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对十年文革的形象总结,甚至是对更长时间内的极左路线的批判。作者认为,像“阶级斗争”这样重大的问题,仅仅在理论上不重提,实践上不再搞是不行的,必须用更科学的理论去批判它,否定它,以防止极左路线的妖风再起,祸国殃民。


      沉重的社会危机感让我忧心忡忡。考虑到我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年龄,还算丰富的生活经历,还有“体制内”的坚定信仰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再加上积累了几年的写作实践,觉得我有责任抢在八十岁以前再写一部以极左人物为主角的小说,算是对文革五十年的“纪念”,于是乎,在二0一六年十月便定稿了长篇小说《六叔甘鸣晨》,与被遗忘了整整二十年的小说处女作《“老先进”后传》合编成了“于是乎小说第二集”,于二0一七年出版。


      如果有一天,有人对作者的社会科学思想产生了关注的兴趣,并且发现了作者一些可能互相抵触、前后不一致的思想,请以体现在《六叔甘鸣晨》里的思想结果为评判靶子。虽然这里所结的“果”仍然很青涩,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在近半个世纪里深入思想的结果,历史的局限也就“限”在二0一六年了。这里的“果”,是在接受了性恶论思想后形成的果,特指对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特指对“私有制”历史作用的认可和肯定。


      作者怎么看待自己笔下的人物?


      首先是“牛耕田”,正如这三个字本身的含义那样,他代表一种精神:既然做了“牛”,就要尽一份“牛”的责任,拓荒,耕耘,努力让板结的土地变得酥松,使其适于种五谷,栽百花,植果木,造森林,造福于社会。


      其次是“冯存孝”、“甘鸣晨”和《“老先进”后传》中的“寇新宇”,应该被看作是三个典型的文学形象,其价值就在于其具有“社会的人”的“典型性”,能让读者从“个别”的人认识到“一般”的人。


      其他人物如《金婚夫妻》中的“郭仁”和“冯玉洁”等,《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中的“刘敏”、“张宏生”、“李凤山”、“王守军”、“赵河东”、“王多多”和“姜素云”、“汪然之”以及几个下乡“知青”等有名字、有姓氏的二、三十个人物,当然也都有典型性,但主要是用来串连故事情节的,串连特定时代的社会风情和芸芸众生的真实生活。


      以上就是所选六部半小说的简要写作背景和对所写人物的认定。是为序。


      叹曰:


      热血激荡在胸中,转眼已是白头翁。

      留下文字三百万,任由后人去品评。


      作者 二0一七年十月八日


        本文标题:《于是乎小说选》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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