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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辈子(一、童年)

  • 作者: 黄忠晶
  • 来源: 古榕树下
  • 发表于2019-07-10
  • 阅读32081
  •   当你从长江下游坐船到重庆时,在离重庆几十里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座塔矗立在江北岸的山丛之中,山脚下是一片片水田。从其中穿过去就是我的家,地处重庆江北县一个叫溉澜溪的小镇。靠着水田有几排简易的砖瓦平房,我家占了其中两间。跟其它人家不同的是,这两间房的门前有一棵大的橙子树(即柚子树,我们这里称柚子为橙子),门口还搭了一个凉亭。父亲在贵州写信给家里,信封上的地址就写“四川省江北县溉澜溪洋火作坊对面橙子树凉亭”,这信准能收到。

      家对面是一个洋火(即火柴)作坊,过了作坊往左是一个私家花园。花园面积很大,树木花草茂密繁盛,却没有看到有人管理。孩子们可以自由出入,常常一窝蜂地涌进来嬉戏玩耍。我二哥来园子玩时总喜欢背上我,让我很小就能踏上这片孩子的乐园。在园子里有时他还摘一种叫寿星柑的果实吃,果实小小的。我尝了一下,果皮闻着有香味,吃起来有甜味,里面的果肉却是酸酸的,并不香甜。

      我五岁那年,新学年开始,二哥去学校报到,这次还是背着我去。学校就在那座塔脚下的山坡上。一路上我看到那么多小孩去报名上学,就嚷嚷着也要报名上学。负责报名的老师看我又小又瘦,就说不行。我赖着不走,还哭了起来。最后校长来了,看这情况就说:“算了,算了,就给她报了吧。”就这样我上了小学。从山脚下到学校还有一段路程,经常是二哥背我上去。从小二哥就待我很好,直到老年,我们兄妹的感情都很深厚。

      那时父亲和大哥在贵州毕节一带经商。我们老家在离江北县城大约30里的华平桥。据母亲说,我的祖父是一位教书先生,因病很早去世。为丈夫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田产,祖母不得不带着4个儿女来到溉澜溪,在洋火作坊打工为生。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十多岁就在外当学徒,后来当店员,最后自己经营商店,开了家商号,还有几个分店,生意做得比较大。从我记事以来,父亲和大哥回家的次数都很少,难得见到他们,家里只有祖母、母亲、二哥、我和妹妹。祖母长年卧病在床,在我六岁那年病逝了。

      母亲一人在家,担负起伺候多病老人、养育3个孩子的重任,还要种一大块菜地,其收获足够一家人享受,不用上街买菜了。从我记事起,她总是背着妹妹去干所有这些家务活,直到妹妹能够自己行走。可惜的是,妹妹三岁那年得了大脑炎差点死去,虽然活了下来却失去听力,智力也受到损伤。母亲还得额外费神去照顾她。到了晚上,稍有空闲,母亲就坐下来糊火柴盒子,挣点手工钱。她也叫上我们一起糊。我和二哥边糊边玩,她也不加以责怪,我们也很自由自在。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在我心目中她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一切。如果说我还有优点的话,那是继承了她的为人;我也有些缺点,那都是我自己造成的,跟她没有关系。她的脚缠得很小,除了大脚趾外四个脚趾全部折断,压在脚底板下。从我记事起她走路都非常慢。小时候跟她一起走路,我很不耐烦,因为她走得太慢。我会自己往前走几步然后站在那里等她,再一起同行。她就是这样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走完70年的人生。

      母亲是那么朴实、善良和勤劳。那时经常和我们家交往的大都是社会上一些底层人物。邻居何二婶是孤儿寡母两人;同族的大祖母只有一个不大有用的儿子,也很孤苦;身体瘦弱的吴嬢嬢是单身姑娘;张大姨妈和姜婆婆都是孤身一人;住在河边吊脚楼的陈伯伯以洗衣为生,有一大群孩子,更为穷困。母亲和他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对穷亲戚,更是照顾得周到。我家有三个姑姑,大姑父两口子是游医常年在外,来我家较少;二姑母家在农村,姑父早年逝世,留下姑母和两个儿子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有时来我家走动,父亲从来不太理会,倒是母亲热情地招待他们,临走时给他们的背篓里装满了油盐糖米及各种食品,乘父亲不在家时让他们赶快背走。如果父亲知道了,她是会挨骂的。还有其他亲戚,可能经济条件也比较差,我常看见母亲偷偷地塞钱给他们。

      还有一个大爷爷每年中来我们家几次,他住在离我们家十几里地的一个叫大桥的农村。他无儿无女,单身一人,人很和善,我们都很喜欢他。他用大头菜须子做的一种腌菜特别香,比大头菜本身做的还要香,而这须子一般人是削掉不用的。他每次来,母亲总是照例给他一些钱和食物,她说大爷爷一个孤独老人怪可怜的。隔我们两家有一个饭馆,我们都叫它林家铺子。其中一个跑堂的工人出天花,被老板扔在地下室无人过问,母亲知道后每天去那里给这个工人送饭、送药,最后这个工人竟然被她治好了,活了下来。那时我才10来岁,还不知道天花的厉害和传染性,现在想起来真是为母亲捏了一把汗。总之,我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总会碰上一些陌生人,他们不是亲戚,手里提着大约一斤重的小糖包,那是最穷的人家才送这样的礼品,来给母亲拜年、拜节。我想,那都是她曾经帮助过的穷人吧!

      她的这些行为自然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让我希望人世间没有穷困的人,大家都能过着平等而快乐的生活。应该说这是我长大后能够接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向往共产主义的基石。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道已经败落,大老板的架子却仍然端着,经常来我家蹭吃蹭喝。他对母亲为人处世的态度不以为然,评论说她有点浑浑噩噩、稀里糊涂、不够精明。听后我想道,如果母亲像他所说的那样精明的话,他来我家蹭饭吃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父亲在外经商时并不直接把钱寄到家里,而是要家里人每月去朝天门二伯家里支取一定费用。每次都是母亲带我去,二哥留在家里照看妹妹。这是我很乐意干的事情。二伯家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年龄跟我相仿,在一起很玩得来。二伯母对我们也很好。他们有时带我上街转悠,我看到的一切都很新鲜。

      在我七岁那年,家里添了一个新人,就是我的第一个大嫂。她进我家时大哥还没有回家。她母亲去世,只有父亲一人,不知什么原因就到我家来了。我们小孩不懂,也不问这些事,母亲让我们叫她姐姐,我们就这样叫。她非常和气,又很能干,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她。

      不久父亲和大哥从贵州回来了。回家后父亲有好几天不起床。大哥跟我们这些小的非常陌生,不爱搭理我们。家里很快给大哥大嫂操办了婚事。总之我感到家中的气氛起了很大变化,隐隐约约知道,父亲的生意垮了,整个倒了号,什么都没有了。

      辛亏母亲勤俭持家,父亲寄回来的一点家用都被她省下来了。她拿出这钱给父亲做本钱,劝他不要着急,慢慢来,从头做起。最后家里决定搬到江北正街,租一个门面开杂货店。

      在母亲和大嫂的打理下,这个杂货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而父亲随着生意上的失败,精神也垮掉了。他每天在杂货店对面的茶馆里泡上一碗茶,点上一袋烟,一呆就是一整天,偶尔过店里来看一看。大哥是赌博成瘾,常常不归家。两个男人都不能指望,母亲和大嫂又收了一个学徒来帮忙,随着生意的红火又增加了两个店员,除了门面外还在不远处租了一个小院存放货物,也可以住人。母亲一次可以做几十坛腐乳卖,其味道十分鲜美。自那以来我从未在市场上买到过这样好味道的腐乳。父亲也以母亲的手艺自豪,很得意地向人炫耀说:“我们家的腐乳,人家是坐小汽车来买的。”这的确是事实。那时小汽车还很少有在江北街道跑的,所以当成一件稀罕事来谈。母亲待人和善亲切,客人都愿意跟她做生意。一个大厂食堂采购员来我家店铺询问价格,一开始并没有谈妥,他准备离开。母亲还是很和气地对他说:“生意不成仁义在,坐一坐喝杯茶,我们再慢慢商量嘛!”对方见她这样客气,也就没有马上离开。最后他们终于把这桩生意谈成了。这桩生意还比较大,每天都有成担的货物送到这个大食堂。许多食品都是母亲亲自制作,十分辛苦。例如发竹笋,她的小脚使不上劲,就跪在地上把竹笋放在搓板上使劲搓。

      家搬到江北后,我在邓四舅办的宏达小学读四年级。这时二哥已经小学毕业,父亲不让他再读书,他进了兵工厂当学徒。我放学回家后就和街坊邻居的孩子们玩耍,有时玩捉水鬼的游戏,有时在电影快散场时成群结队挤进电影院看电影。宏达只有初小,五年级就去了江北县第十五中学。在十五中,最让我乐不思蜀的事情就是打秋千。每天下午放学后,学校空无一人,我会留下来在体育场荡秋千,越荡越起劲,越荡越高,总要玩上一个小时再回家。好在家里人各忙各的,谁也不问我什么,只要回家能赶上吃饭就行了。这一时期是我当学生以来最为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重庆这个大后方也越来越不安宁。五年级下学期,重庆市属中小学开始往农村转移,我只好转学到宾兴女小,在离家30里外的一个庙里读书。这一年我十岁。学校安排一个竹床睡两个学生,跟我同睡的学生年龄比我大。她要我睡靠外的一边,结果第一个晚上就把我挤下了床。早上同学们起来时,发现我已睡在地上。好在那个床比较矮,我没有摔伤。老师发现这个情况后要这个学生睡在外面,我才免除了这一无妄之灾。

      就在上学后不久,一天吃过晚饭,同学们都在校门口玩耍,看见一群飞机飞过来。大家以为是我们国家的飞机,就追着玩。飞机飞到市区后不停地投掷炸弹,火光冲天,爆炸声大作,我们都吓得哭了起来,因为我们的父母家人都在那里。担心家人安危,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往家奔去。 我的家没挨炸。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重庆,炸的是朝天门码头。下午我和家人赶往朝天门二伯父家。二伯母和二姐都被炸死,大姐被炸伤送往医院。朝天门还有我尹大姑母家,尹大姑父是重庆一位有名的中医,他夫妇二人都被炸死,只剩下尹家表兄一人。整个繁华热闹的街道被炸得稀烂,近乎一片废墟,伤亡者不计其数。日军的暴行让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心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现在回忆起,当年惨不忍睹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此后日军飞机对重庆的轰炸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次。

      第二年我读六年级,家里觉得学校太远,就让我转学到第二十一兵工厂子弟学校,那时我二哥在兵工厂当工人。我和学校的老师住在一起,每星期回家一次。那里也要经常躲警报,好在附近有一个很大的防空洞,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防空洞跑,解除警报再出来。

      在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重庆开了一个大会,小学高年级的女生都参加。我们由老师带队前往开会地点夫子池。大会主持者是宋美龄,讲话的是邓颖超。宋美龄着一身黑色金丝绒长旗袍,打扮得很讲究。她讲的话我听不懂,拿我们四川土话来说,她说的是下江话,是哪个省的我也分不清。邓颖超说的是普通话,听得很清楚。她穿一件蓝色旗袍,相当于那时的学生装束,让人感到亲切。她讲的是抗日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小孩抗日的故事。四川人称小孩为娃儿,她在提到小孩时都改叫娃儿,让我们这些四川娃儿更觉亲切。她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这话让我终生难忘。那时的我完全不懂得国民党、共产党之类的事情,只是觉得邓颖超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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