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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柳林革命英雄传(完)

  • 作者: wang123456
  • 来源: 古榕树下
  • 发表于2019-08-24
  • 阅读28776
  •   附三部分革命烈士传略
      王天元
      王天元,黄梅县柳林乡塔畈村畈上屋人,生于1902年5月。1924年以前,先后在皖松第二高等小学、黄梅自治讲习堂、黄州和武汉等地读书。192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柳林地区最早入党的几个人之一。
      他在读书时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与王达强一起,于1925年春在畈上屋王寿芳药店成立“古角青年学会”,传播革命火种。1925年冬在畈上屋私塾老师王寿荣的学堂成立古角支部,他任支部委员。1926年6月黄梅第三区区委会又在畈上屋学堂成立,他任副书记。
      他对党无限忠诚,工作勤勤恳恳,为大革命时期柳林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7年7月被敌人杀害于宿松县二郎河,年仅25岁。
      (根据王水金口述,王幼平整理,编者略加修改。)
      王仲甫
      王仲甫,1883年出生于黄梅县古角山柳林乱石堰一个农民家庭。1900年起,在家乡读私塾。1905年县城开办八角亭高等小学,他前往就读,是八角亭高等小学的首届毕业生。高小毕业后,在家乡教私塾。
      1925年在共产党员王达强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青年学会和农民进德会的活动。
      1926年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南北山党支部书记。他在古角山区跋山涉水,访贫问苦,串联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同时在农民协会骨干中吸收共产党员,壮大党的组织。1927年5月,南北山党支部发展为畈上屋、落溪口、嘴上铺3个党支部。由于他工作努力,古角山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他丝毫没有动摇,继续跟着党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带头恢复党组织,建立农民革命军,参加了10月8日爆发的黄梅秋收暴动。
      1928年春,黄梅秋收暴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在白色恐怖中,他继续坚持斗争。
      1930年春,黄梅土地革命掀起第二次高潮。他担任中共黄梅东区区委委员,兼任古角支部书记,参与领导组建东区工农赤卫队,并带队参加同年5月的立夏暴动。同年6月6日,又率领古角地区赤卫队,配合黄梅县红军游击队第四中队,攻打并歼灭古角反动团防,取得重大胜利。紧接着6月10日,又大力协助第四中队在古角山老铺王氏七户祠堂,收编了国民党二十军郭汝栋溃部70余人。那支溃军窜到古角山寮叶坪,是他首先发现的。他冒着生命危险与这支溃军接头,把他们安排到里山崖土地庙住宿,同时派人报告区委和县委。县委连夜派出第四中队和东、北两区赤卫队近千人包围了这支溃军。通过武力威慑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收编了这支溃军,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1930年夏秋之际,黄梅各级苏维埃政府纷纷建立,王仲甫任东区宣传委,协助东区区委书记邹一清,全力进行苏区建设工作。
      1930年10月底,黄梅党内开展错误的“肃反”,将他当作“改组派”杀害。牺牲时47岁。后来,党组织为他平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王银荣
      王银荣,男,生于1910年,古角山高上屋人,皖南边区游击队队长。1933年9月在歙县屯溪遭敌突袭,中弹牺牲,年仅23岁。
      李灿光
      李灿光,小名王松,化名老雷,1902年生于黄梅县古角山李牌楼村。1909年至1915年在家乡读私塾和初等小学,1916年至1918年在县城八角亭读高等小学。1919年至1922年在武昌启黄中学读书。1923年至1927年在古角山小坪教私塾。
      1928年2月,在同乡共产党员王绍之的介绍下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黄梅农民秋收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按照中共黄梅县委的指示,在古角山秘密串联工农群众,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武装,准备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
      1929年,奉命调到蕲春县担任中共蕲春县委秘书,经常和县委领导一起,深入全县各地,宣传和动员工农群众,建立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工农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
      1930年夏,担任蕲春县暴动委员会政治指导员,协助暴动委员会指挥官,带领全县红军游击队和工农赤卫队,配合红军主力部队,英勇战斗,为开辟和巩固蕲春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4月初,在黄(梅)蕲(春)边界活动,不幸被捕。敌人将他押解回原籍,关押在陈胜驿反动团防的牢房里。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13日,慷慨就义于陈胜驿,牺牲时29岁。
      王寿荣
      王寿荣,原名王兴如,1898年12月生于黄梅县古角山柳林落溪口村。1905年至1913年先后在家乡私塾和县第三高等小学读书。从1914年起,在家乡山区塔畈农村当私塾教师。在王达强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将家中山林、田地变卖支援革命。1924年入党,1925年12月担任古角支部委员,1926年6月担任东区区委委员。
      1926年,古角山农民运动掀起高潮。他在山区农村四处奔走,发展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向广大农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带领农协会员对土豪劣绅作坚决斗争。
      1927年秋,在黄梅秋收暴动中,担任中共东区区委委员兼落溪口村党支部书记。
      1928年初,黄梅秋收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一度转入低潮。他在古角山区,以教书为掩护,坚持秘密地下革命活动。
      1929年,在古角山区串联发动群众,组织秘密农会,进而建立革命武装——工农赤卫队。
      1930年5月,黄梅土地革命掀起第二次高潮,他担任中共黄梅县委秘书。同年9月,红军部队攻克宿松县城,恢复建立中共宿松县委,他被中心县委调到宿松,担任县委副书记。
      1932年,在英山“肃反”中被张国焘错杀,后经党组织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镜人
      李镜人,原名望生,又名敬云,化名老魏,1903年4月出生于黄梅古角山柴下花垄村一个富有之家。父亲李茂国是当地的地主。1909年至1923年,李镜人在本地读私塾。1924年到武昌启黄中学读书,在同乡共产党员王达强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武昌学生运动,是少年黄梅学会旅汉分会的骨干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暑假和寒假,他和另一同乡共产党员王绍之一起回到家乡古角山区发展共产党组织,发展徐元志、陈绍基等人入党。
      1925年12月,中共古角支部建立,他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他领导古角支部共产党员,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进德会,开展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革命怒潮席卷古角山乡。
      1926年5月,古角支部发展为三个支部,他担任其中之一的下东甲支部书记,继续领导古角山区的农民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与当地土豪劣绅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7年5月中旬的一天,古角镇大土豪劣绅王焕庭指使一伙暴徒捆绑农民协会骨干王士庭、何步球等人,并毒打县农民协会干部王友梅。李镜人组织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配合县人民自卫团的一个中队,镇压了这场反革命暴乱事件,捉拿了主要打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王焕庭。
      1927年“七一五”以后,大革命失败。李镜人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革命意志毫不动摇,继续跟着党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同年8月,他又在古角山秘密串联,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此时化名老魏。同年10月在黄梅秋收暴动中,他按照县委和区委的指示,在古角地区发动党员和农协骨干会员参加农民革命军,发动攻打县城和开展“三杀四抗”的斗争。
      1928年上半年,黄梅秋收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李镜人转入地下活动。
      1928年11月,省委驻鄂东南特派员吴铁汉派党员骨干喻文宪回黄梅接任县委书记。县委以考田山为重点恢复党的基层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起色。到1929年3月,先后恢复了北区、东区、南区、上西区、下西区等5个区委和一些基层党支部。李镜人任东区区委书记。同年4月,县委领导也进一步充实,李镜人被提拔担任县委秘书。
      1930年黄梅土地革命掀起新高潮。4月上旬组建了一支由县委指挥的红军游击队,名叫特务队。5月6日立夏节这天,县委以特务队为主力,加上东区和北区来的100多名赤卫队员,举行立夏暴动,一举歼灭敌人驻扎在一天门的六镇联防团,缴获了大批武器。李镜人和县委其他成员一起,策划并参加了这次暴动。
      立夏暴动后,革命武装占领黄梅“四山”,县委机关迁到小溪山油铺。5月16日成立黄梅暴动委员会,黄梅特务队发展壮大成立了黄梅县红军游击第四中队。在县委的领导下,6月6日,第四中队攻打古角反动团防。李镜人同县委主要领导一起,精心部署了这次战斗。
      这次战斗以第四中队为主力,同样调来东区和北区赤卫队参加。古角团防有20多人,驻扎在古角山王安仁村。这几天,反动团总王焕庭到宿松县城借兵去了,由另一个土豪劣绅王海周代理团总。团防里有一个班长叫王宗秀,是李镜人领导古角山党组织时派去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通过他做内应,战斗非常顺利,不到半小时,活捉了20多个团丁和前来开会的30多个土豪劣绅,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此时黄梅革命根据地形成,6月中旬在小溪山油铺成立黄梅县革命委员会,7月成立黄梅县赤卫队总部,8月建立黄梅县苏维埃政府,黄梅县总面积四分之二的地区,成为红色苏区。1930年10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十五军在黄梅苏区吴祥村建立,将黄梅的土地革命斗争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李镜人在县委秘书岗位上,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工作,深得同志们的好评和人民群众的拥护。
      1931年1月,上级命任李镜人为中共黄梅县委书记,并担任中心县委委员。这时,红十五军已经离开黄梅,北上与红一军合编。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黄梅苏区。中心县委将蕲黄广地方革命武装合编为500多人的红九团,与数十倍于我的敌军艰苦作战。李镜人就任于危难之际,领导黄梅人民配合红九团,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1931年3月上旬,敌人先后调集6个团共万余兵力,对黄梅苏区进行轮番“围剿”。红九团在战斗中严重减员,到3月下旬只剩下100多人。黄梅苏区面临丧失的危机。
      1931年4月4日,李镜人以中心县委委员身份在黄梅望江山扯旗尖召开黄梅、广济两县苏区党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400多人参加。经过民主讨论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一部分向西北突围去找红军大部队,一部分转移去赣北和皖南,一部分坚持山洞斗争。1931年4月5日,李镜人和县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李芳、赤卫军纵队指挥员张静、负伤留在黄梅的红军营长袁金山率领300多革命军民进驻太平洞。
      在太平洞坚守40多天以后,李镜人、李芳突出重围,带着伤转移到北山,在北山寺附近洞里躲藏了几天。1931年5月下旬,古角山反动团总王焕庭带领团丁们搜山,发现了他们,不幸被捕。敌人劝李镜人投降,说他本是富家子弟,不该走革命的路。李镜人坚贞不屈,表示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最后被王焕庭匪徒杀害于柳林河滩,时年28岁,当时他的儿子只有1岁。
      王宗秀
      王宗秀,1893年10月出生于黄梅县柳林地区安乐冲村一个农民家庭。从1900年起,先后在家乡读私塾和小学。小学没毕业,就回家随父亲种田,后拜师学会了拳术。
      1927年春,黄梅大革命掀起高潮,农民协会组织遍布广大农村。这年3月,王宗秀参加古角乡农民协会。这时,县农民协会组织了黄梅县人民自卫团,乡农协选送他参加。在人民自卫团里,英勇战斗,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斗争。同年8月,跟着党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10月8日参加了黄梅秋收暴动。
      1928年上半年,秋收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他又一次转入地下斗争。
      1930年夏,黄梅革命掀起第四次高潮,他担任东区赤卫队中队长。他受党组织指派,打入古角反动团防内部,伪装卖力,又有拳技,当上了团防班长。同年6月6日,配合县红军游击队第四中队,里应外合一举歼灭古角反动团防,处决了团防头目和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缴获长枪20多支,子弹多箱。战斗结束后,组织上任命他为东区工农赤卫队大队长。
      1931年春,转移到江西九江、彭泽等地坚持革命斗争。同年3月的一天,在九江活动时不幸被捕。敌人将他押回黄梅县关进牢房,严刑审讯,他坚贞不屈。同年5月7日在“北门山血案”中被敌人杀害,牺牲时38岁。
      李尚达
      李尚达,又名上达,1907年12月30日出生于黄梅县停前镇李大屋。7岁开始随父亲李竹如读私塾,接着进入黄梅第二高等小学读书,后到武汉湖北省商业学校就读。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在中共黄梅特别支部组织委员邓雅声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中共黄梅第二区委会成立,他担任区委委员,兼任中共卓壁支部书记。1926年6月,中共黄梅第三区委成立,他任书记。1927年初担任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停前区党部常委,是停前地区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李尚达的领导下,停前地区农民运动掀起高潮,区、乡农民协会组织都已建立。他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经济上打击地主,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农民武装。威力巨大的农民运动遭到土豪劣绅和地主的破坏。1927年5月中旬,土豪劣绅周茂顺、周戒甫策划暴乱,纠集100多名暴徒攻打停前区党部。李尚达临危不惧,指挥区党部干部提前转移,又及时派人抄近路到县城报告,请来县人民自卫团平息了这场暴乱。不久,古角镇土豪劣绅王焕庭指使一伙暴徒,捆打我农民协会骨干,他又及时请县自卫团一个中队前来镇压,拘捕了主要打人凶手。
      他不仅自己坚定干革命,还动员家庭其他成员积极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父亲李竹如(黄梅县文教局长)和大姐李咏法都支持农民运动。二姐李同法还离开家庭,同共产党员的丈夫喻文宪一起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7月12日,国民党反动军阀夏斗寅部从安徽宿松前来袭击停前区党部。他掩护同志们突围,后自己突围中被捕,被押解到宿松二郎河。敌人见他文化水平高,诱他投降,到敌师部当秘书。他鄙夷地回答说:“叛军的秘书我不当,枪毙好了,过20年我又是好汉。”不久被叛军枪杀,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牺牲时年仅20岁。
      姜旭旦
      姜旭旦,1905年8月24日出生于黄梅县停前镇姜家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2年起,在家乡断断续续读私塾和小学,1924年秋毕业于停前街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在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良。
      1925年,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停前地区。此时他一边读经馆深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中共停前支部成立,他担任支部书记,直到1927年7月。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春,停前建立国民党区党部,他兼任区党部委员。同年7月,与李尚达、周雅成等共产党员一起组织建立了停前区农民协会,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7年7月11日夜,叛军夏斗寅从宿松奔袭黄梅,攻打停前区党部,停前区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牺牲了20多人。姜旭旦突出重围,跑到大山上隐蔽了4天4夜。接着,大革命失败,黄梅县一片白色恐怖。他和另两名共产党员一起,转移到江西省彭泽县,坚持地下革命斗争。
      1930年夏,黄梅县革命运动掀起第四次高潮。姜旭旦他们三人又回到家乡,向黄梅县委报到。县委分配他回到家乡所在地的东区,担任区宣传委员。参与领导组建东区工农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同年7月,东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他兼任苏维埃政府秘书。在建立和巩固黄梅苏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中作出了贡献。
      1930年冬末,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黄梅苏区。他英勇参加反围剿斗争,直到1931年春,按照党组织“分散活动”的指示,再次转移到彭泽县,以教书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1931年5月,国民党黄梅县政府派出暗探到彭泽县明察暗访,发现了他,因而被捕,押解回黄梅停前反动团防,关押了7天,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有一次,反动团丁用铁钉将他的手脚钉在板凳上,打得奄奄一息,逼他交代共产党组织的情况,他咬紧牙关,守口如瓶,不吐半个字。5月中旬一天上午,残暴的敌人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停前街的西街口,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姜旭旦精神不死”等口号,情景壮烈,刽子手吓得发抖,恼羞成怒,砍下他的头颅,还砍断他的四肢。牺牲时年仅26岁。
      张获百
      张获百,1901年8月出生于黄梅县城西北郊区王家桥村。少年时期先在本地读私塾,后到县城八角亭高等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生活所迫,到苦竹多云山下张河头当启蒙塾师。
      1921年,黄梅旅外学生利用每年寒暑假之机,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们在县城创办“书报流通处”、“阅报社”,销售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此时,渴求进步的张获百经常来县城看书报,逐渐结识了宛希俨、吴铁汉、李子芬、王一飞、熊映楚等人。好读书,交益友,张获百的思想有了一个新飞跃,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开始找到了人生的奋斗方向。
      1923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黄梅小组在黄梅县城建立,由李子芬、王一飞、张获百3人组成,李子芬为组长。本来当时长住本县只有李子芬、王一飞两个团员,按章程不能成立团小组,后经旅外学生党团员座谈会讨论通过,吸收张获百入团,才使团小组顺利成立。在团小组成立时,还建立了两个群众组织,一个是黄梅青年读书会,一个是黄梅平民教育促进会。
      张获百是黄梅农村第一个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知识青年。他入团后,积极协助李子芬、王一飞开展黄梅青年读书会的活动。他四处奔走,邀集进步青年开展学习活动。把《中国青年》、《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推荐给大家阅读。与此同时,还带头把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活动扩展到农村,先后在自己家乡和任教学校所在地办起平民夜校,吸收青壮年男女农民入校学习。他认真组织,热情教学,平民夜校办得很红火。在总结交流平民夜校经验体会时,他说:“平民夜校的主要任务不只是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唤醒民众,使之起来闹革命。”
      1924年8月,黄梅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黄梅小组在黄梅县城成立,张获百又是三名党小组成员之一。当时,经宛希俨请示华东党组织,同意授权在黄梅团支部里发展党员,由宛希俨和吴铁汉两位正式党员介绍,他和李子芬同时入党,另外加上从上海失学回县的党员石炳乾,黄梅有3名党员才成立了党小组。不久,相继成立青年群众组织少年黄梅学会。张获百入党后,继续在他教书乡村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发展少年黄梅学会组织。
      1925年初,张获百受组织派遣和同乡石衡钟、程俊魁一起去广州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他心情无比喜悦,认为报效国家的时机到了,于是努力学习政治、军事,虚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成为学员中的优秀分子。他思想敏锐,识辨能力强,和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相处很融洽。由于他的党员组织关系没有转去,不久在军校再次入党。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张获百被派到第六军政治部做政治工作,后调任第四军宣传科长。不久,在第四军任连长。1927年,汪精卫发起“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四军回师广东,途经九江,不久奉党组织之命离开北伐军。
      1927年8月,张获百受党组织派遣,从九江回鄂东作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参加中共鄂东特委,兼任黄梅县委书记。当时黄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到任后,协助特委书记吴铁汉,积极又谨慎地寻找和召集失散的同志,恢复黄梅各地党组织。经过一段艰苦工作,县委下面建立了6个区委。不久,县委书记由石烈凡担任,张获百担任特委委员,专门负责军事工作,领导黄梅和其他各县农民革命军的组建工作。9月中旬,鄂东特委更名为黄蕲区特委,张获百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1927年10月,黄蕲区特委按照省委的指示,决定10月8日首先在黄梅举行秋收暴动。起义前夕,黄梅县农民革命军1000多人的队伍组成,总指挥张获百,副总指挥程俊魁。10月8日夜晚,在特委书记吴铁汉、特委委员张获百、县委书记石烈凡等人的领导下,黄梅农民秋收暴动爆发了,从北部山区到南部湖区,百里黄梅大地上席卷起一场武装斗争的风暴。先由各区区委指挥农民革命军攻打大地主庄园,结果一夜打开地主庄园48处,接着集中队伍攻打县城。由于各区队伍到达县城周围快慢不一,致使攻城未遂。农民革命军返回各区开展“三杀四抗”的斗争。
      1928年2月,黄梅县委发动第二次农民暴动攻城失利,敌人气焰嚣张,反动联防团遍布全县,反动军队“清乡”数月。到4月间,白色恐怖更为严重,一大批党员骨干被捕牺牲。到6月间,形势更加险恶,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此时,张获百仍然坚持在黄梅,领导黄梅、广济、蕲春等县党的工作。同年8月,中共黄广区特委成立,省委任命张获百为特委书记。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奔走于黄梅、广济和九江等地。此时武汉白色恐怖严重,湖北省委机关暂迁到九江办公。张获百经常化装来往于黄梅、九江之间,联络同志,开展斗争。他常勉励部下说:“我们要把牺牲顶在头上,把工作放在脚下。”意思是说,要把牺牲看得无尚光荣,对工作要踏踏实实。
      1928年9月18日,张获百在九江活动,被叛徒告密,与黄梅党员骨干鄢国清、张云储等一同被捕,关押在江西浔阳军警督察处监狱。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月22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九江铁桥头。
      洪忠
      洪忠,1910年9月出生于黄梅县五祖镇刘岳村,其父洪古香是当地有名人士。他3岁时,母亲染病去世,父亲请其姨母带着两个孩子来洪家抚养他。从1916年起,在赵家洼读了4年私塾。后父亲去世,只得辍学。
      1926年,在亲友资助下,进武昌骑兵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北伐军中任过排长。尔后回黄梅,在县城北门他伯父洪古丰家居住。
      1933年10月,他与长岭一位富户的女儿结婚。婚后,岳父给他500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他将钱退还了岳父,对岳父说:“男儿不能只顾一家温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大举南侵,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黄梅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1月,桂林栖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回到黄梅,利用抗敌后援会这个群众组织为活动中心,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8年,黄梅成立抗日动员会,洪忠参加了动员会,在县城活动。同年10月,他参加了黄梅县抗日青年先锋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中共黄梅县委领导下,成立黄梅抗日第四中队,他担任第一分队长。这年腊月二十八日晚上,四中队组织了一次夜袭马尾山日军工事的行动。他带领第一分队在返回路上,捉住了一个汉奸,当场枪毙了。
      1939年正月初一,他带领四中队部分战士在茨林树阻击日军。由于当时枪支太少,每次执行任务时,临时每人只发两颗手榴弹。那天,他们埋伏在田岸边,等日本骑兵走近,洪忠高喊一声:“打!”手榴弹便在敌阵中开了花,当场打死日军7人。
      同年6月,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根据黄梅情况,决定将黄梅党组织所掌握的武装,合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共有500余人,下设5个中队,洪忠任第二中队队长。农历五月初三,他带领二中队与驻扎在湖世柏的日军打了一仗,打死日军5人,赶跑了多人,军威大振。八大队刚建立不久,遭到国民党顽军3000多兵力围攻被打散。八大队失败后,洪忠积极寻找组织。
      1941年初,邹一清在黄梅组建便衣队,洪忠听说便到处寻找便衣队。一天夜里,他在岳父家住的蜒螺地找到了便衣队,终于归了队。同年4月,便衣队发展到100多人,成立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他任第一连连长。
      同年8月的一天,他带领30人组成的突击队,夜袭白湖渡日军据点。他们在这场战斗中完全用刀战,不到半小时杀死日寇25人,俘虏伪军一个班,我军无一人受伤。缴获步枪60多支,轻机枪两挺,子弹十几箱。当时五师《挺进报》曾报道且表扬了这场奇袭战,因此他成为中原新四军中传奇英雄。
      1941年10月的一天,他又参加小溪山伏击战,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共打死日军48人,缴获大批武器。他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中了7颗子弹,有1颗子弹进入右胸腔,因当时医疗条件差,始终未取出来。战斗结束后,党组织派人用竹床把他抬到蕲春太平养伤,伤愈后归队。
      1942年2月,他担任新四军黄梅独立第二团营长,同年8月改任新四军挺进十八团营长,后调到新四军四十二团,继续担任营长。
      1943年下半年,他在红安县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安置在新四军黄冈后方医院治疗。1944年7月13日因伤口复发,在医院病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时年34岁。
      熊桐柏
      熊桐柏,河南省罗山县人,1915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曾乞讨度日。土地革命时,他年纪很小就参加了红军,跟随红二十八军转战鄂皖边各地。他斗志坚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不到20岁就担任红军营长。
      当时,大别山有国民党重兵据守,碉堡林立。坚持战斗在大别山的红军,几乎无日不作战,无夜不行军,与力量数倍于我的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使敌人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就是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把熊桐柏锻炼成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他经常独立作战,或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兜圈穿插,出奇制敌,以少胜多,打了许多漂亮仗。他以机智果断、英勇善战的小营长驰名大别山,在群众中流传着他的许多神话般的故事。熊桐柏的足迹,踏遍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他对这里的大小山头,河流峡谷,甚至羊肠小道都很熟悉,而且同许多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经验丰富,洞察敏锐,只要有敌人在他眼前晃过,他就能把握战机,根据敌人的实力和行动意图作出正确的战斗部署。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红二十八军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前线。熊桐柏因多处负伤未愈,留在黄安(即今红安)留守处治伤。
      1939年春,他奉命来到黄冈五大队工作。在此期间,他经常带领两三个中队,神出鬼没地在敌后(武)汉麻(城)公路两侧打击日伪军。9月间,五大队主力遭到国民党广西军和鄂东国民党专员程汝怀部队袭击。这时正在外线活动的熊桐柏听到枪炮声,便判断我军必定绕道从日伪据点附近突围,立即派侦察员前往联系。由于他带领部队及时接应,突围队伍得到有力支援,部队士气大振,虽经曲折,但终于胜利地跨过平汉铁路,顺利参加鄂豫边区主力整编。
      1940年春,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向大悟山、小悟山进军,反击鄂东顽军的猖獗活动,张体学、吴林焕、熊桐柏等奉命带领新编独立团,东进黄陂、黄安南部,与在黄冈坚持游击战争的漆少川部取得联系。途中突然遇到顽军阻击,我部仓促应战,熊桐柏沉着冷静,带领部队果断地组织冲锋反击,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胜利完成进军黄陂、黄安南部的任务。到达陂安南后,他因旧伤复发,先期回到黄冈敌后根据地养伤。5月,张体学也率独立团一部回到黄冈,与坚持在黄冈敌后活动的文祥、漆少川等新建的游击大队会合。当时顽军邓兴支队直逼我区,威胁我敌后抗日工作的开展。面对这种情况,经研究决定,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于是,熊桐柏亲自率领漆少川、易鹏、李阳德等指挥所属部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给邓兴以毁灭性的打击。黄冈敌后湖区建立的以王家坊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扩大了部队,为以后进军鄂皖边打下了基础。
      这年8月,张体学奉命以所带独立团一部、黄冈的游击大队和纵队的手枪连,重新组建新的独立团,易元鳌为团长,熊桐柏为副团长,张体学为政委。此时,由鄂东地委副书记刘西尧与张体学、熊桐柏等一起率领已会合的队伍,配合我主力反击顽军的进攻。首先在浠蕲边彭思桥一带击退了蕲春县土顽自卫队对我军的进攻,支援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建立起抗日武装。
      鄂东的王丹侯部是坚持反共的顽固派,他曾参与“围剿”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多次杀害我党干部群众。为反击顽固派,部队在西返途中,当走到浠水上巴河附近时,足智多谋的熊桐柏突然临时决定回师东进,远距离急行军,奔袭顽军十七纵队王丹侯部的老窝广济十八堡。接近据点,熊桐柏亲自带领尖兵,伪装顽军,一举扑灭王部的哨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王丹侯老巢,打得顽军晕头转向,基本被歼灭,王丹侯带领少数人落荒而逃。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还武装了地方的便衣队,扩大了抗日根据地,重新开展起曾一度遭受顽军严重摧残的地方工作。
      1940年10月,鄂东顽军十七、十八纵队,由程汝怀亲自指挥,对我鄂皖边游击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百日围剿”。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军留下小股部队与便衣队一道坚持游击战,掩护群众,扰乱或迷惑敌人。而主力部队则跳出包围圈,采取时分时合的办法,大踏步地后退或前进,牵动和分散敌军兵力,使他们寻找我军主力作战的企图屡屡扑空,疲于奔命,士气低落,大量减员。12月,顽军十七纵队在宿松滴水崖与我部相遇,我军奋勇反击,歼灭敌人两个中队。程汝怀所属各部,因损伤太大,为保存实力而狼狈撤退。敌人精心策划的“百日围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这次战斗中,由于熊桐柏地形熟悉,判断准确,有勇有谋,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1年春,转战在鄂皖边的独立团,依靠已经广泛建立的统一战线,对新调来的国民党沈光武部适时开展统战工作,又对各县土顽有过沉重的打击,我们的力量因而不断壮大,群众斗志昂扬,踊跃参军,抗日游击队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沿江敌占区和部分山区,分别建立了几个县(工)委、两个独立团和几十个便衣队,其中大部分都是熊桐柏联系老关系或群众建立起来的。
      皖南事变后,鄂豫挺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鄂东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4月间组建完毕,原在鄂皖边活动的独立团,同时改编为十四旅四十二团,团长熊桐柏。同年9月,四十二团奉命在鄂皖边配合皖东二师进行反顽斗争。10月间,十四旅政委张体学与熊桐柏同率四十二团,在新四军黄梅独立第三支队的配合下,在黄梅小溪山打了一场有名的伏击战。这场伏击战,激战不到两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小分队,毙敌48人,日军联队队长同时被击毙,俘虏1人,仅有1名日军混在民夫里逃跑了。我军共缴获步枪40多支,机枪两挺,小钢炮一门,子弹多箱。这场伏击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威震大别山。
      使部队和黄梅、柳林人民沉痛的是,团长熊桐柏在战斗中喉部负重伤,抬到古角山塔畈,抢救无效而牺牲。在合眼前一瞬,还将自己新婚的妻子托付给战友张体学。死后遗体安葬在柳林塔畈的山上,时年26岁。(详见三十六章《熊桐柏在小溪山对日大捷》)
      附四资深革命前辈传略
      王 振 铎
      王振铎,黄梅县柳林乡塔畈村畈上屋人,生于1899年12月29日,1914年就读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26年12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塾师”名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参加了古角山农民赤卫队暴动,同年下半年,因遭受国民党反动头子王焕庭大屠杀,遂转移到江西彭泽,以泥瓦匠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保持与党组织的联系。1932年至1934年在高敬亭独立团任秘书。1934年11月跟随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先后担任连、营、团长职务。解放战争时期辗转山东半岛,历任旅长、师长、后勤处长、留守处长等职。1949年参加解放南京战斗,后留任南京地方工作。1950年调镇江市军管处工作,任中共镇江市纪委书记。1953年离休,享受十二级高干待遇。1988年6月19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安葬于镇江市陵园。
      王振铎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立党为公,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根据王济洲、王庆云同志口述,由王记龙同志整理。)
      王 童 发
      王童发生于1902年1月22日,黄梅县柳林乡塔畈村落溪口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蕲、黄、宿三县秘密交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5月与王振铎、王文正等人在黄梅东区区委书记邹一清直接指挥下,组织农民赤卫队暴动,一举歼灭了古角山王安仁团防,枪毙了十三个大土豪。这次赤卫队智取团防的胜利,将古角地区农民革命运动推向高潮。1930年10月,王焕庭反动派气焰嚣张,进行残酷大屠杀,革命处于低潮,他被迫转移到外地,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36年任中共黄宿边区工委书记。1939年6月新四军江北游击八大队成立,他加入八大队,并担任一定职务,坚持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农民运动。1941年参加“皖南事变”突围。1942年至1945年期间在新四军桂林栖部下任职,辗转皖南、皖中、皖西革命根据地,抗击日寇和敌、伪、顽。1947年参与刘邓大军三纵队“三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战斗,时任团长职务。1949年任师长后调到军部机关后勤部任部长,为支援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合肥市工作,1950年至1951年因病在安徽省干休所疗养。1952年至1955年任安徽省百货公司总经理。1956年调安徽省粮食厅二库任主任职务,享受副厅级待遇,直到1958年离休。1973年正月初一因病逝世,享年71岁,安葬于合肥市烈士陵园。
      王童发同志为革命浴血奋战,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曾荣获“飞虎团团长”称号,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几十个春秋。他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的丰功伟业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根据王济洲同志回忆,由王记龙整理,编者稍作修改。)
      邹一清
      邹一清,化名毕竟成,1906年4月出生于黄梅县卓壁镇宋家嘴塆,家庭世代务农。他7岁起读私塾,12岁时辍学,随父种田两年,14岁又接着读书,16岁开始读经馆。他读书期间,阅读了不少野史小说,特别对武侠小说感兴趣。他对书中的侠义英雄十分钦佩,萌发习武念头,立志长大抑强扶弱,除暴安良。
      1925年3月,县城少年黄梅学会召开悼念孙中山先生的群众大会,他步行20余里去参会,第一次听到“革命”的新名词。同年8月由陈解人介绍加入少年黄梅学会卓壁分会,同时加入黄梅县农民进德会。1926年5月经陈应芬介绍加入国民党,从此离开经馆回家教私塾,发展国民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不久担任文沟地区国民党分部常委,兼任乡农民协会秘书。这段时间,他白天在私塾教书,晚上串联、开会,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1927年“四一二”后,他发动卓壁农民群众,进行反对新军阀蒋介石的斗争。
      1927年“七一五”之后大革命失败,他外出隐蔽两个月。1927年9月又回乡活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出现白色恐怖,他革命信心坚定,由陈应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加入农民革命军,积极参加了攻打土豪劣绅庄园和县城的战斗。攻城未遂后,回乡开展“三杀四抗”的斗争。黄梅秋收暴动失败后,转移到皖南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下半年又回到黄梅。
      1929年上半年,他按照县委指示,以教私塾作掩护,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组建中共黄梅县东区区委会,担任区委委员。
      自1930年元月任东区区委书记,他正式离开家庭,化名毕竟成,专门从事革命工作。此时东区仍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中,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串联。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恢复建立了8个党支部,使全区党员增加到255人。同年4月,参加了中共黄梅县委在广济茶壶塘召开的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回东区后,跋山涉水,分片传达会议精神,组织武装暴动。他利用春荒时机,发动党员访贫问苦,大力发展农会组织,组建工农赤卫队,到处搜集武器,建立交通站和情报网,并劫富济贫,开仓均粮。同年5月,县委一声令下,全县“立夏”大暴动,东区赤卫队走在前列,不仅占领了全区,而且向山外南区推进。邹一清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赳赳武夫,力拔千斤,民间对他的传说甚多,有人说,他青年时打倒退比狗跑得快。见过他比狗跑得快的人毕竟很少,但讲述者言之凿凿,绘声绘色,听众没有人不佩服的。
      1930年7月,黄梅县工农赤卫队总部成立,县委调他担任总指挥,不久又被中心县委调任广济县暴动委员会任指挥官,先后率领黄梅县赤卫队和广济县赤卫队,配合红八军四、五纵队,转战黄(梅)广(济)地区,打了不少胜仗,促使红八军四、五纵队在蕲黄广地区发展壮大,于同年10月16日在黄梅县考田山吴祥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
      同年11月下旬,红十五军转移北上,离开黄梅,敌人集中大批正规军“围剿”黄梅苏区。中心县委又调他回黄梅担任黄梅县工农赤卫军独立团副团长,兼赤卫军第一营政治委员。他率领赤卫军配合红九团,与敌激战,保卫苏区,至1931年夏弹尽粮绝而失败。
      1931年下半年,他突围转移到安徽省旌德、太平、休宁等县,坚持地下斗争。1932年5月在太平县被捕,判处徒刑8年,先后关在太平县监狱、芜湖第二监狱和安庆感化院。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狱,参加抗日。
      1937年12月,他回到黄梅家乡,与从武汉回黄梅的桂林栖接上了头。他们按照董必武的指示,串联爱国青年蒋永孚、石莹等人,在黄梅组织了一支抗日骨干力量,为恢复和发展黄梅党的组织打下了基础。他和桂林栖一起,经过艰苦的工作,建立了黄梅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参加黄梅县抗日后援会的工作。他深入卓壁镇,组建了抗日后援分会,还建立起抗日十人团等群众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5月恢复中共黄梅临时县委,他是县委成员之一,同时担任第三区(土桥)区委书记。三区管辖土桥、停前、古角、东山、卓壁、独山、黄花等11镇,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党组织恢复很快,率先成为黄梅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潮地区。在卓壁镇,他领导群众驱逐反动乡长潘志行。潘志行反对抗日,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民愤极大。卓壁群众多次到县政府控告,但潘志行与县城土豪劣绅喻迪元互相勾结,笼络县政府官员置之不理。邹一清认为,不告倒潘志行,卓壁的抗日局面难以打开。于是一方面组织群众发动强大攻势,要潘志行“凭据结算,张榜公布”;另一方面和桂林栖一起,利用县民众教育馆揭露潘志行的罪恶,想办法拆散他与喻迪元的勾结。潘志行受到内外夹攻,又失去靠山,只好逃之夭夭。卓壁镇的抗日群众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
      同年8月,日军侵占黄梅,县城沦陷。邹一清与临时县委的同志一起,带领青年服务团撤退到小溪山大古岭,组建了黄梅县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由蒋永孚任队长。邹一清指导蒋永孚带领队员们,到处搜集黄广会战丢失的武器,募捐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将抗日先锋队武装起来。同年12月,黄梅抗日先锋队发展到100多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黄梅抗日总队第四中队,成为中共黄梅临时县委领导下的一支较大的抗日武装。不久,中共黄梅县委正式成立,邹一清担任组织委员,致力于全县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和整顿工作,全县很快建立起4个区委35个支部,党员发展到近1000人。
      1939年3月,中共鄂豫皖区委派李丰平来黄梅了解情况,指导工作。4月,在黄梅土桥建立了中共鄂皖边地委,统一领导黄梅、宿松、太湖、望江等县党的工作,李丰平为书记,桂林栖、邹一清为委员。同年6月,在鄂皖边地委的领导下,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全大队共500多人,由邹一清担任大队长。八大队建立后,在黄梅南部敌占区袭击日军驻点,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不久,兵分两路向北部山区转移,遭到国民党顽固派3000多兵力围攻。500多人的八大队,两路孤军相隔甚远,难以呼应,领导也不集中,结果被各个击破,遭到重大失败。邹一清带领几个同志与敌激战,突出重围。在黄宿边的大石坑村潜伏下来,打听消息,联络旧部,在土桥、独山、苦竹、小溪等地建立起关系点。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为了不牵连群众,几个月在大山上栖息隐蔽,把山洞当宿营地,渡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1939年冬,鄂皖边山区建立了中共大古岭总支,带领群众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1940年冬,刘西尧、张体学率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鄂东独立团来到鄂皖边地区,邹一清派人四处寻找队伍,终于会见刘西尧和张体学,汇报了黄梅情况,由鄂东独立团发给枪5支,于1941年2月在黄宿边山区组建起黄梅抗日便衣队。邹一清率领这支游击队,在黄梅又燃起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原八大队的老战士纷纷归队,不到一个月,便衣队发展为便衣连。又过一个月,1941年4月,便衣连发展壮大,建立起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邹一清任营长。
      独立第四营建立后,由山区向湖区发展,在大源湖一带开展扩军工作。邹一清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做好汉流大爷黄海棠的工作,收编了黄海棠队伍30多人,单独编为第三连,黄海棠任连长,共产党员蔡琼任指导员。后来这个连一直表现较好,许多人成为新四军的骨干。
      独立第四营胜利地进行了奇袭白湖渡日军的战斗。在邹一清周密策划下,由连长洪忠带领一支突击队30人,于1941年8月的一个夜晚,袭击白湖渡日军据点。不到半个小时,杀死日军25名,俘虏伪军一个班,缴获步枪60支,机枪2挺,子弹10多箱。我突击队无一伤亡。这次战斗,大灭了日本强盗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新四军五师《挺进报》曾报道和表扬了这次战斗。同年9月,黄梅独立第四营改番号为新四军黄梅独立第三支队,邹一清任支队长。两次在柳林伏击日军。
      他率领独立第三支队,于1941年10月配合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二团主力部队,胜利进行了黄梅小溪山对日伏击战。他身先士卒,战士个个争先,从河沟两头包抄过去,以密集的火力压向在河沟内拼命抵抗的敌人,最后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战。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日军1个小分队,击毙48人,俘虏1人,缴获步枪40多支,机枪2挺,小钢炮1座,子弹多箱。这次战斗,是日军侵占黄梅以来遭受最惨重的失败,为独立第三支队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1942年2月,独立第三支队扩大到700多人,经上级批准,改编为新四军黄梅独立第二团,邹一清任团长。1942年8月,独二团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十八团,仍然由他任团长。不久,黄梅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邹一清任县长。他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政府办事人员流动办公,征粮收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新四军五师主力部队提供财源和兵源,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任县长,还组建黄宿边县总队,兼任总队长,先后与黄宿边工委书记桂平、张裕先等同志一道,坚持鄂皖边抗日武装斗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他仍然在鄂东地区坚持革命斗争,1945年9月,黄梅县抗日民主政府改称黄梅县民主政府,他担任县长。活动在黄宿边,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同年10月,随党组织和部队撤离鄂东地区,到中原部队结集的宣化店地区活动。1946年5月,他被派回蕲黄广地区,重建中共蕲黄广工委,由他担任工委书记。同年12月,改任中共黄梅工委书记,活动在黄(梅)广(济)边界地区。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率领革命军民在黄梅北部山区和南部湖区坚持游击战争。
      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黄梅解放,推动了黄梅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的建设。同年10月建立黄梅县爱国民主政府,仍由邹一清担任县长。他和县委书记一起领导全县人民建设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1948年7月,他作为鄂豫五分区的人民代表,参加了中原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建立中原人民政府。此时,他身体虚弱,战争年代的枪伤复发,加上患了肺病和哮喘病。1949年7月,被调任湖北省黄冈地区农会副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黄冈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为新中国的司法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十年动乱中,深受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迫害。1983年病逝于黄州,终年77岁。
      在抗日战争的1943年,他写了《感怀二首》的述志诗,其中有这样几句:“追求平等披荆棘,热爱自由破网罗。最恨倭寇欺祖国,愿将铁血挽山河。”邹一清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桂林栖
      桂林栖,1913年7月8日出生于黄梅县城东门外桂家畈村。3岁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姐姐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7岁在亲友的帮助下入学读书,先后读完私塾和高等小学。
      1927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任儿童团团长、青年团支部书记、地下交通员。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任赤卫队宣传员、党支部书记等职。1931年反“围剿”战斗中突围后潜往武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按照董必武的指示,11月从武汉回黄梅发起抗日救亡运动。这时县里成立了“抗敌后援委员会”,但根本没有人抓工作,他便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县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他以后援会为阵地,广泛联络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和老关系,同时发动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黄梅县很快形成了以他和邹一清、蒋永孚、石莹等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为骨干的抗日力量。他同邹一清一道,积极恢复基层党组织。经过艰苦工作,初步建立起黄梅县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使黄梅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声有色。
      1938年1月,桂林栖又到武汉向董必武汇报工作,经董必武介绍,与黄冈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方毅取得联系。同年5月,桂林栖在考田吴之汉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党员骨干会议,讨论全县建党工作计划,成立了以桂林栖为书记的临时县委,并在全县各地恢复区委和支部。这年年底,建立正式县委,书记仍是桂林栖。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黄梅县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
      这年8月3日黄梅县城沦陷后,县委机关迁移到北部山区小溪山。由县委领导的青年战时服务团也迁到山区活动,准备以山区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年10月,县委领导成立了黄梅县青年抗日先锋队,有100余人, 20多支枪,一面参加对日作战,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同年12月,县委又领导成立了黄梅抗日第四中队。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实力较强的抗日正规武装,全中队130多人,有步枪120多支,还有机枪7挺和迫击炮一门。从此,黄梅抗日武装斗争掀起高潮。
      1939年4月,在黄梅土桥组建了中共鄂皖边地委,李丰平任地委书记,他任地委组织部长。6月,在黄梅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共500多人,有7挺机枪,300多支步枪,邹一清任大队长,他任政治委员。八大队刚成立不久,遭到3000多国民党顽军大举围攻,部队被打散,他率领部分干部和战士,突出重围。
      1939年7月,他被调到中共鄂豫皖区委党校研究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往皖中工作,开辟湖东地区,参与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9月他化装成专治天花病的“花先生”到庐北区,同地下党员夏长根、沈健取得联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严加搜捕。一天,敌人包围了他所在的桐上圩村,出路全被堵死。当他发现村前河心浮着一只大采菱木盆时,急中生智,带着沈健乘敌人不备潜游至木盆旁,向对岸划了一会,忽又划回,装作采菱迷惑敌人。敌人中计,命他划回对岸,因而脱险。此后,桂林栖凭两把大刀、三支长枪建立了白湖独立团,他先后任庐江县委书记、巢湖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兼白湖独立团政委,开辟了湖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瓦解土匪队伍,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迫使日寇从盛家桥、黄姑闸等驻点撤走。
      1943年9月,日伪顽军对湖东抗日根据地实行联合大“扫荡”,他率领抗日军民配合新四军七师主力作战,发动群众,村自为战,运用多种形式与敌斗争。10月20日,他率领部队出其不意潜入枞阳,奇袭敌人指挥部。敌军回头增援,遭到我主力阻击,重创溃退,从而巩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我党以和平、民主、团结为重,履行重庆谈判协定,将大部队和工作人员撤出皖江解放区。此时桂林栖担任中共皖江区委委员,率领小分队活动在皖中、皖西一带。我大部队刚一撤走,国民党一七三师、挺进总队、保安纵队、自卫队相继乘虚而入,清乡剿共,形势险恶。他遵照党的指示,率领小分队进入大别山打游击。11月,小分队路经潜山六水河,突然与敌军遭遇,电台马达被打坏,与上级党委失去联系,虽一度摆脱敌人的追剿,但处境十分困难。敌“清剿”指挥部扬言“三个月消灭共军”。桂林栖贯彻“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的方针,与敌周旋,使敌人疲于奔命。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桂林栖决定长途奔袭,12月的一天晚上,小分队越过山岭,急行军插入敌后青草塥,以少击多,出奇制胜,并调动了外线之敌。当敌人不辨虚实地把大批人马调下山时,桂林栖已率部队从容撤退。他即兴吟诗一首:“敌驻官塘我出山,夜围青草打源潭。枪声牵得猴儿出,我又回山扩地盘。”
      1946年4月,桂林栖赴淮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汇报工作。他长途跋涉,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淮安。他爱人曾余带两个孩子和他见面,见他一头乱发,衣衫褴褛,满身是虱子,不禁一阵难过。他却谈笑风生,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爱人又感到骄傲和自豪。两个月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回大别山之路被切断。组织打算安排他在军部工作,由于桂林栖坚决要求,最后同意他返回大别山。1947年1月,他带20余人历尽艰难险阻,返回大别山的皖西地区。
      1948年1月,上级党委指示成立中共皖西工委,他任工委书记。此后,新四军五师独二旅、新四军二师某团等部队陆续会师皖西。4月,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义任司令员,他任政治委员,不断袭击敌人,扩大革命根据地,迫使敌人从山东抽调两个师的兵力防范大别山,极大地减轻了我山东战场的军事压力。9月,皖西人民自卫军与南下的刘邓大军会合。桂林栖坚持大别山斗争立下功劳,获得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表扬。
      1949年1月,桂林栖任渡江战役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枞阳至宿松一线的支前工作。他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准备船只,组织民工,准备器材、粮秣,修复和新建战备公路、桥梁,为我军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大江南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桂林栖历任安庆军管会主任、军分区政委、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安徽任职期间,还为“黄梅戏”在安徽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后由安徽《黄梅戏》剧团的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电影唱响全中国,使安徽成为《黄梅戏》当之无愧第二故乡。
      三年大饥荒期间,宿松县饥荒更严重,农村干部打人捆人成风,大批农民因饿饭逃亡他乡当乞丐,有不少的人饿死在外地路旁,成了饿殍,田地大面积荒芜。作为省长的他,扮做讨饭的,到宿松微服私访,考察民情,整顿干部作风,又力挽狂澜,打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宿松县实行第二次分田到户,救民于死亡线上,难民纷纷被吸引回家,分田种地,过上自给自足的安定生活,宿松人民呼他是桂青天。正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优秀的革命家,惨遭林彪、“四人帮”、造反派的迫害,于1971年8月28日病逝,终年仅58岁。
      桂林栖写了一首践志诗: “本来文弱一书生,效命工农几十春。九死一生酬壮志,千锤百炼见丹心。” 正是他革命一生的写照。
      赵辛初
      赵辛初,原名帅启泰,1915年3月出生于黄梅县下新镇上塆村,是清朝一代名臣帅承瀛的第六代孙。
      他父亲帅剑山,母亲姓徐,生他兄弟姐妹5人,大哥启明,弟弟启国,大姐云霞,小妹晚霞。他11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体弱多病,拖儿带女,生活困难,只好把他送到姑母家,靠姑父母抚养读书。
      他1921年开始在家乡私塾读了几年书,又在孔垄读了一年多经馆,1931年随姑父母到武汉读书。后来姑父外调,把他寄居在本家帅畏斋家吃住,完成学业。1932年进入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读书,他在中学时代写了一首诗:“英雄自古出艰辛,未遇何须怨不平。王播微时曾寓寺,班超穷际且容身。心存温饱终无用,志具方圆暂耐贫。宦达岂图荣衣锦,必将衽席起生民。”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远大志向。中学毕业后,进入湖北省立师范学习。1937年师范毕业,校长见他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留在附属小学,湖北省立第四小学任教。
      他在学生时代,以勤奋好学、能诗善文而闻名。在家乡私塾就通读了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古文功底厚实。在武昌实验中学和省立师范读书时,均以苦读书、善读书名扬全校,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尤以文科成绩最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再也坐不住了,走出学校与武汉进步青年一道,先后聆听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抗日演讲,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年11月,他怀着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日的激动心情,改名换姓,以赵辛初的名字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名,要求分配抗日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开始党组织叫他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经于光远、易家驹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在中共武昌区委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组织,不久担任党支部书记。
      1938年10月,他被调到中共黄冈中心县委领导下的黄冈区委,担任区委书记。不久,被调到浠水县委,担任县委书记。
      1939年10月,他被调到孝感担任县委书记。1940年夏,调到鄂东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担任蕲黄广边区县委书记。1941年3月,蕲黄广中心县委成立,他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不断对蕲黄广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形势极其严峻。他带领中心县委成员,依靠群众,团结战斗,坚持山区和湖区游击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站住脚跟。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不断扩大抗日武装,使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他和中心县委一班人,从实际出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敌后蕲黄广沿江的湖区,采取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加强统战工作,注意团结户族头面人物,收集民间武器,使地方抗日武装进一步发展,建立了蕲黄广独立团,达500余人。
      他还大力支持和指导各县抗日武装的壮大和发展。曾两次给黄梅县送去枪支弹药,使邹一清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和壮大。在他的努力下,到1944年春,鄂皖边地区已拥有7个县(工)委,两个县抗日民主政府,5个军政联合办事处,6个县总队,所辖武装2000余人,开辟了黄宿边、黄广边、黄宿太边、蕲广边、蕲太英边、浠蕲边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4年春,他参加鄂豫边区区党委整风班学习。同年夏被调到鄂豫边区党校工作,担任普通干部班班主任。从1945年春起,又先后担任蕲黄广中心县委副书记和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初,他担任中共鄂皖地委组织部长。同年6月中原突围后,随五师独立第二旅坚持大别山艰苦斗争。年底,奉上级指示,同张体学一道经南京去延安。
      1947年初,他参加延安干部大队到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同年7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同年10月,担任中共鄂豫皖区第五地委委员、五专署专员,兼任蕲春县委书记,参加建设大别山解放区。
      1948年初,刘邓大军主力相继转到外线作战以后,敌人对大别山解放区进行疯狂“清剿”,他在反清剿战斗中负了重伤,仍然一边治伤,一边坚持工作。
      1949年春,他担任中共黄冈地委副书记,一年后接任地委书记,领导黄冈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52年冬,他被调到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不久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工农工作部副部长。1954年秋,他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二办四组组长。
      1956年6月,他被党中央调回湖北,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不久改任书记处书记。1958年冬,兼任湖北省副省长。
      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他作为副省长,主管农业,抓粮棉油等关系人民生活的重要工作。他以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天灾,勤勤恳恳地工作。1959年湖北省遭受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导致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缺粮。接着1960年又是大旱灾,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他大力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带领全省人民与灾害作顽强斗争。1959年上半年,由他主持抽调干部13万人下乡支援农业和农村工作。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重灾区,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提出“低指标,瓜菜代”的口号,渡过难关。到1961年,困难局面得到扭转,全省国民经济又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1965年春,他又一次被调到北京,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1972年秋,调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担任党委委员。1973年秋,调回湖北,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春,接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他担任省委主要领导期间,还是“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时候,他临危受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历尽千辛万苦,排除各种干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他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8年秋,他第三次被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1980年春,担任国家粮食部部长。从1982年秋起,连续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委员。
      他离职休养后,定居武汉,十分关心全省和家乡黄梅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1985年秋天,他回家乡一次,同黄梅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主要干部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黄梅的掌权人,是各单位的一把手,肩上担子很重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要有刚正不阿的党性原则,要有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要有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尤其是领导干部,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五湖四海的胸怀。”
      1991年11月15日,在武汉病逝,享年76岁。他在病重期间,坚决要求省委对他的后事从简办理:不发讣告,不写生平,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接受花圈;火化后骨灰撒进长江,在报纸上发一则简讯,以告别乡亲;在他的后事办理完毕,再向老领导和生前好友报告一声。他的高风亮节,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
      蔡 琼
      蔡琼,小名海山,1919年4月14日出生于黄梅县濯港地区蔡塆村。从1927年春起到1936年春,先后在本地私塾读书和补习。1936年秋至1938年春,在黄梅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未毕业因日军入侵而辍学。
      1938年8月,他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梅青年抗日先锋队,任队员。同年冬,在县抗日总队政工队当队员。同年10月,由桂挹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在县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当组长。同年2月,在黄梅县第一区动员委员会当干事,同年4月去中共鄂豫区党委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
      1939年春,他担任中共黄梅县蔡山区委委员,与区委书记一起发展壮大区抗日武装,大力支持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在黄梅建立。同年6月八大队遭到顽军围剿失败后,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坐牢4个月,后被亲友保释出狱,在国民党县政府感化院受训一星期,没有变节投敌。
      1940年春,他到县立初级中学完成初中学业,至1941年春毕业。
      1941年2月,他初中毕业后,与同学杨鼎一起参加邹一清为队长的黄梅县抗日便衣队。几个月后,便衣队发展壮大为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他先后担任文化教员、连指导员和营部秘书。同年8月,配合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二团在小溪山对日伏击战。当时派他带领一支小分队去濯港,监视孔垄日军,如果日军增援,一面阻击,一面向上级报告。
      1941年冬,他奉命带半个班深入敌后,到黄(梅)广(济)湖区活动,促进了黄广边工委的建立。不久,他带领的半个班武装发展建立了黄广边湖区游击队。
      1942年春,湖区游击队发展建立黄广独立第二营,他任营长,杨鼎任教导员。二营在黄梅活动一段时间后,奉命由杨鼎带队升级到鄂皖边指挥部去了。他又以留下的半个班为骨干,组建新的黄广边湖区游击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同年底,发展建立新四军黄广独立营,他任营长。此后一直战斗在黄广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只中途抽调到赣北挺进大队和鄂皖第二支队支援一段时间。由于他在黄广边英勇抗战,并且善于做群众工作,不久兼任中共黄广工委委员、蔡山区委书记。
      1944年9月,他带领黄广独立营参加了打击汉奸卢自朝土匪武装的战斗,协助鄂皖边指挥部的两个主力连,担任主攻任务,战斗大获全胜。
      1945年4月,他率领黄广独立营,在新开乡武工队的配合下,在新开地区轭头塆,进行了一场围追日、伪军30多人的战斗,缴获步枪20多支,机枪6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他随黄梅抗日根据地党政干部和部队撤离,到中原军区部队所在地,担任新四军五师独二旅六团政治处民运股长。1946年6月,参加中原突围后,回到大别山蕲黄广地区。同年10月担任中共黄广工委委员,后为副书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不畏艰险,带领小股武装,在太白湖周围打游击,经常与敌人兜圈子,有时头天在长江边湖区活动,第二天就日夜兼程转移到北部山区。
      1947年8月,为迎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带领队伍攻打广济龙坪的国民党军事据点,取得胜利。同年9月,刘邓大军解放黄梅,不久建立了中共黄梅县委和黄梅县人民民主政府,他担任县委委员、县人民民主政府副县长,参与领导全县解放区政权的建设,支持刘邓大军作战。
      1948年初,刘邓大军北上转入大别山外线作战以后,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加上黄梅县自卫队及各乡镇联防团,向黄梅解放区大举进攻,黄梅革命军民面临极端艰难困苦境地。他和县委领导一起,指挥各区区干队坚持游击活动。他主动下到第五区(苦竹)兼任政委,带一个武装班守卫在苦竹口前哨,几乎天天和敌军作战,保卫小溪山大古岭的县委领导机关。后来,上级为了保存地方干部力量,又一次把大部分地方工作人员集中到军分区,黄梅山区只留下少数武工队在活动。此时,中共黄梅县委改建为黄梅县工委,他仍然担任工委委员、县民主政府副县长,兼任县游击大队指挥长,还带领县武工队坚持在“四山”打游击。同年9月上旬,在小溪山黄耖凼战斗中,他的嘴上骨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突出重围后被送到蕲春北部太平水口山上养伤,被敌人发现后又转移到黄梅大古岭一个山洞里,在根子户余长木家的护理下把伤养好,很快归队,领导武工队继续战斗。
      1949年3月,黄梅县城解放,恢复建立了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他担任县委委员、县人民政府县长,参与领导解放黄梅全县,建立人民政权,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和全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几年,他带领县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黄梅的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5年12月,他调任黄冈专员公署副专员,分管农业和农田水利建设。十多年如一日,工作认真负责,长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到第一线指挥,使黄冈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迫害和批斗的情况下,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抵制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拥护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他离职休养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黄冈市及黄梅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不顾年迈体弱,担任黄梅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为党史、军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发挥余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
      2001年4月19日,病逝于黄梅县人民医院,享年83岁。 
      附五柳林革命故事(中小学生适用)
      柳林革命故事
      柳林,湖北黄梅县柳林山区,它地处两省(湖北、安徽)三县(黄梅、宿松、蕲春)交界处,大别山东南麓,古角山的中心。四面群山环绕,中间平地土壤肥沃,常年五谷丰登,青山绿水,人杰地灵,有第二个井冈山的美称。柳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号称为鄂东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最早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1926年,由黄埔军校学生王绍之和王雅生、王天然、王达强、周雅成等人来柳林组织革命,播下革命火种。柳林人们从此懂得阶级斗争和苦难根源。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带来新生活的希望,指明前进胜利的方向。
      柳林地区以李镜人同志为首,还有王有梅、陈绍基、王记勋、陈火明、王仲甫、刘介甫、王正明、王寿荣、王振托、王童发等同志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就成立了中共黄梅县党部和东区(三区)区委会。县党部成立后,经过周密部署,立即枪杀了大恶霸李子万、刘元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人民除了大害,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无不振奋。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党组织的帮助和配合下,陈绍基同志在九江以开米行为职业隐蔽下来,那里就成为柳林地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站。担任交通任务的陈火明以挑窑货为名,与九江联络站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带回党中央的指示和各地有关情况交给乡秘书王记勋同志。他们总是在桥铺那个土地庙里起得联系。他们遵循党“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指示,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明矾写文件,放在水里字迹清楚,万一落入敌手,也找不出什么机密。王记勋同志以教书为职业,为革命破家亡我,对革命赤胆忠心。活动经费不够用,他把家产卖了,把自己教书的俸钱都用于革命。随着革命力量不断地发展和壮大,柳林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手持戈矛,没有枪炮,就用纸炮放在酒瓶里当大炮,把竹子削尖当矛子,土药放在竹筒里当手榴弹,以虚当实地揍敌人。他们打祠堂,打祖宗,破除封建迷信,提出“不信鬼、不信神、信的是革命”的口号,还响亮提出“三杀四抗”的口号,即杀恶霸、杀反动、杀土豪,抗租、抗税、抗粮、抗丁。一时间,柳林人们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顿时乌云密布笼罩着柳林。军阀夏斗寅围攻我县党部和东区区委会停前“武当宫”,我县党部秘书王友梅同志不幸被捕。被捕后,他英勇跳水。凶残的敌人把他捞上来,用铁丝穿着他的饭食骨(锁骨),一直押到宿松县二郎河,他坚贞不屈。惨无人道的敌人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在他的肚脐眼处刺开一个洞,灌进桐油点天灯。王友梅同志忍受着剧烈疼痛,怒斥敌人。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王友梅同志壮烈牺牲了,时年31岁。
      敌人为了剿灭共产党,到处打听王友梅的弟弟王火明(时任古角山自卫队长)的下落。王火明同志不幸在柳林嘴上铺被敌人包围,他英勇奋战,子弹打完了,就把枪砸了。被捉住后,遭敌人棍棒毒打,打得他身无寸衫,体无完肤。当押回居住地畈上屋时,王火明同志昏迷过去,躺在地上。他醒过来后,一骨碌爬起来,抢过敌人哨兵的矛子,刺死了两个敌人,后逃进阴沟里。因血迹被敌人发觉,敌人用有钩的矛子把王火明活活钩死了。王火明牺牲时,年28岁。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进行大肆围剿,此时,柳林地区大恶霸、大反动头子王焕庭狐假虎威地办起团防,许多革命同志纷纷落入魔掌,惨遭杀害。
      我乡农协组织委王应生同志同年八月,在参加一次会议时被伪团丁包围,他机警地从后门溜走,逃到寨匠岩山上,不幸被敌人搜山捉住,押到柳林河,他临死时从容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刽子手王绍文用铁耙将王应生挖死,血肉溅到柳树上。王应生牺牲后,他家人被敌人置之于死地,卖了七间屋和二亩五升田,还了刽子手的“刀手钱”,致使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母亲带着他几岁的儿子在外讨饭度日。
      柳林河一次就牺牲了王大顺、王三江等46人,王友梅一家14口全被杀害。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革命人民是杀不完的,一个同志倒下去,千万个同志站起来。柳林人民要自由,要解放,要报仇,要革命,柳林革命还在继续组织和发展。1927年区委书记陈绍基派王伯纯运送武器,继续在柳林开展武装斗争。可是王伯纯带枪叛变了革命,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使革命继续发展,1928年党组织又派王任山同志以卖沙礶为名继续来柳林组织革命活动,但没有活动开。1928年,柳林乡党委书记王天旺、赤卫大队长王正求、乡秘书王记勋等同志夜晚到处进行活动。当时的代号是:CCP(共产党员)、CCG(共青团员),他们的口号是:“服从组织,严守机密,牺牲一人,誓不叛党。”
      1928年下半年,黄梅革命第二次处于低潮时期,李镜人、邹一清等人进入古角山区活动。1929年4月,恢复塔畈支部,书记王心如,组织委员王振铎。邹一清在古角山组织东区赤卫队,邹一清任队长。党组织领导柳林人民掀起第三次革命高潮。
      1930年东区区委书记邹一清组建的东区赤卫队,在红军的配合下,阴历五月十日,内线有伪团丁队长王仲秀同志(地下工作者)借召集绅士算账为名,把柳林地区的绅士们全部聚集到王安仁伪团防。下午里应外合,围歼了王安仁伪团防,歼灭团丁十多名,反动头子张昆山、何正成当场被击毙,缴获枪支20多支。为了给人民报仇雪恨,破了团防的第二天,革命武装遵上级“有反必肃”的指示,大肆镇压保焕党。1927年捕捉我革命烈士王应生的保焕党员王焱山就是被烈士的弟弟王连生同志捉去杀了。
      1930年6月间,随着革命势力的壮大和发展,在伪团总王焕庭的老巢成立了东区苏维埃。柳林人民从此精神大振,革命同志到处组织了赤卫队、妇女会、农民协会、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土地委、粮食委、劳动队等革命组织。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革命群众无不欢呼,高唱:“我们大家来暴动,农村大革命,消灭地主和恶霸,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存,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他们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铲除旧政府,快快组织苏维埃!”“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革命胜利之时!”妇女长期饱受封建压迫,为了推翻其统治,妇女协会号召妇女剪发和放脚,提出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主张,深受妇女的拥护和欢迎。当时东区妇女代表李兰英、胡赤群同志到处召开妇女会议,进行革命宣传和串联。农民协会把从土豪手里夺来的土地、粮食、财产分给农民,实行劳动者得食、耕者有其田。革命武装为了给柳林人民解除心头大恨,捕捉到大刽子手王焕庭的老婆和反动儿子,一起给杀了。随着革命不断深入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赤卫队在1930年6月间攻克了独山镇伪团防,在船上活捉了伪团总和九名团丁,缴获银元1000多元,肥猪11头。同年7月间,赤卫队与红军紧密配合,攻打黄梅县城,在北门围歼了外围敌人,缴获机枪一架,手枪两支。正准备向城里发起进攻,由于叛徒老杨的百般阻挠,致使攻城未遂。老杨原是改组派,即革命叛徒。事情是这样的:老杨担任县委书记后,与一个女特务谈恋爱,后结了婚,在女特务的策划下,他秘密地杀害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后被通讯员和一大队副发觉,他准备继续捕捉我革命同志,清查我党员名单时,通讯员立即跑到广济找红军主力部队报告了情况,红军部队立即出发包围了老杨办公室,当场击毙了老杨夫妇。同年11月间,赤卫队和红八军攻克了宿松县二郎河伪团防总部,活捉了团总吴仲林,缴获了9支枪,500块银元。在攻克二郎河伪团防总部后,赤卫队员与红八军直攻宿松县城,城内敌军拼命挣扎,赤卫队员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攻城的竹梯用了1000多个,后与城里内线取得联系,经过一昼夜的苦战,终于攻克了宿松县城,活捉了反动头子李钦仁,押回停前判处了死刑。将资本家的财产、布匹、粮食分给了农民,竟搬了7日7夜。我东区宣传委王仲甫同志紧密配合宣传工作,攻克县城后,借请客吃酒为名,举行了革命宣誓大会,门联写着:斧头砍出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
      1930年末,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右倾路线的错误,如火如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失败了。红十五军进行了整编,奉命撤离了黄梅,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地方武装也有一部分编入正规军,随着红军长征。
      主力部队撤出后,乌云又笼罩着柳林。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政府又组织地主恶霸办起了团防。大刽子手王焕庭带兵进了柳林,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王焕庭提出的口号是:“一进古角山(柳林所在的山名),石磙也要砍三刀,三岁孩儿不杀尽,长大又革命。”他一进柳林就大肆烧毁房屋,烧山熏石洞,穷凶恶极地捕捉我革命同志,进行毒打和拷问。革命同志说:“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王焕庭出于反动本性,对我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开始一次在柳林河杀了我革命同志八十多人,后来每天杀三次,一次杀一打(即12人)。敌人捉住我乡秘书王记勋的母亲,要她交出记勋。可是革命的母亲根本不理睬他们,惨无人道的敌人扒光了她的衣服,用竹片毒打她,乳房的肉被打得飞去了,只剩一张皮,这位英雄的母亲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
      不久,王记勋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吊在王敬塆松树上打,他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在刑场上,刽子手王兴祥用刀砍在他的脖子上,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刽子手恼怒了,刀砍在王记勋的脖子上也不取下,就吸烟去了。王记勋同志坚贞不屈,继续高呼:“革命成功万岁!”刽子手抽完烟,把刀从王记勋的脖子上取下来,然后剖开王记勋的肚子,把肠肚全抠出来,装进石子,把他的心肝割下来,拿回家煮着吃了。敌人残忍地夺去了王记勋同志年轻宝贵的生命,时年27岁。我东区区委书记陈绍基同志也不幸被捕,押赴柳林刑场枪杀,他一路高唱国际歌,临刑时高呼:“革命成功万岁!过二十年老子又是好汉!”为革命视死如归,光荣就义,时年26岁。
      东区妇协宣传委员胡赤群同志由于胡三先密报被捕,残暴的敌人把她打得遍体鳞伤,然后用有刺的杉树棍从她的阴户捅进去,她血流不止,壮烈牺牲,时年17岁。交通员陈玉树同志因叛徒汪五和出卖,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他宁死不屈,保守机密,最后光荣牺牲,敌人把他的心抠去吃了。
      1930年腊月10日,团丁闯进赤卫大队副队长王正求家里,他家里只有父亲在家,其余的人都已逃走。敌人把他父亲捉去罚了两百块银元,借罚款为名在他家抢走了两床被子,一斤多金银首饰。敌人还不甘心,大雪天在山上搜出了正求的母亲、爱人和小孩。敌人脱光小孩的衣服,要拿去杀,小孩冻得要死,后来他爱人求熟人说情,奶奶偷偷地把小孩抱走了。王正求同志在宿松县郑家岭洞里躲藏着,大雪天,赤着脚,睡一把草。1931年春,正求同志因搜山终于被捕,敌人将他脚镣手铐押回黄梅柳林枪杀,时年22岁。王天鉴夫妇被杀时,他一岁多的孩子哭着喊妈妈,被王焕庭一脚踢到河里淹死了。此时乌云笼罩着柳林,柳林人民处于灾难之中。1931年4月至6月,柳林一共杀了960人,前后4年共杀了1500余人,被杀绝户的有300多户,老铺村仅老屋塆不足一百户的塆子就杀绝了70多户。柳林河滩是刑场,柳林河每天都是血水合流,柳林呈现出一片惨不忍睹的凄惨景象。
      党中央为革命指引方向,柳林人民重整旗鼓,再上战场。1931年下半年,朱昔光同志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从浮梁回柳林继续组织革命,但1932年,他不幸被捕牺牲。1934年,柳林籍的王童发受党的委托,从江西回柳林组织革命。1935年的一天夜晚,在柳林畈上屋秘密成立四县边区委员会,王童发同志任书记。边区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建立地方武装,协助游击队打土豪,烧敌人碉堡,割敌人电线。1936年,由于边区秘书王正明和下西区区委书记张水保叛变,有4位同志不幸被捕牺牲。
      1939年又由邹一清同志成立八大队,在柳林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发展组织,组织贫民团,打恶霸,没收地主财产。他们积极配合、协助正规军作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支前立功”运动,直至新中国的诞生。
      1951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慰问团慰问苏区人民,在黄梅县柳林河滩召开大会,台前书写的挽联是:牢狱中刑场上几许男儿成烈士;大河边柳树下一杯浊酒慰忠魂。横额是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正是: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
      王抗发
      收集编写(之一)于“文革”期间
      附六作者学术论文三篇(供大学生研读)
      (王抗发的作品和此三篇论文于2009年10月在“榕树下”上网后不久,有浙江大学慧眼识珠在网上索稿,并承诺遵循《著作权法》。作者同年12月从网上已发稿至浙大。本县内高级知识分子刘碧波读后说:“王抗发的文学作品和三篇学术论文,都很有价值呀!”另外,何焕文老师是作者的同事,他读过作者的两部长篇,他说:“王抗发的作品脍炙人口,别具风格,用词语难以表达其作品之精彩与华美。”作者是愧不敢当了。论文著权所有,不许传抄、转载或翻印。)
      《离骚》新解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瑰丽的一首抒情长诗,全诗共2490字。但对《离骚》怎样解释,历来就有争议。
      《史记?屈原列传》称:“《离骚》者,犹离忧也。”以“离”为动词,训(解释)为“遭”;以“骚”为名词,训为“忧”。《离骚》解释为“遭忧”或“遭难”。班固的《离骚赞序》也认为“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如用现代汉语翻译他们对《离骚》的解释,可译为“一个遭遇谗言中伤者的抒愤之作”。游国恩先生主编《离骚纂义》则认为《楚辞》凡言“离”多有罹(lí,遭祸)义,仍将“离骚”解释为“遭忧”。(以上可见李振华译注《楚辞》中的《离骚》释义)
      1989年版《辞源》上的解释是:离骚旧解为遭忧或离愁,新解为牢骚。解放前教科书上的解释是:离骚即是牢骚,据说古代楚地方言离、牢同音。
      本文笔者认为,以上的解释都欠妥,曲解了屈原的本意。笔者的解释是:《离骚》是屈原离开故都郢(今湖北荆州)所发泄的牢骚。离是离开,骚是牢骚,离骚是离开(故都)发牢骚,离骚是因果关系,因离而骚。不是离牢同音,离牢即使同音,也绝不同义。对“离”不能孤独地从偏僻的古籍中寻求解释,而应当联系原诗文的内容找到解释。全诗中多次出现“离”字,都是离别君王或离别故都的意思,而不是“离”为动词,训为“遭”。许多诗句中没有离字,但内容是勇敢地离开,驰骋前方。为阐明观点,本文略加小论。
      从写作时间看,《离骚》写作于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以后,这时期是屈原被疏远和放逐期。屈原因长期在宫廷为官,在放逐期间,对宫廷和故都产生无限眷恋和惜别之情,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
      从“离骚”一词的渊源看,它来源于《国语》(记录西周、春秋时期各国君臣言论的史书),贵族出身的屈原,研读过《国语》是不容置疑的。《离骚》中许多词语,如:杂糅、体解、陈辞、抑志、受命不迁等,都来源于《国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国语》中有段话原本就是楚国贤臣伍举说的:“夫国君者,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伍举这句话的意思是:楚君失德,则王室、近臣骚乱不安,可能会众叛亲离(众人背叛,亲戚离开)。这句“迩者骚离”,宋朝有学者确认是楚语,还确认是屈原作品《离骚》一词的来源。这位宋朝学者只确认“离骚”一词的来源,没有确认《离骚》的解释。由上文可知“骚离”的原意:骚是骚乱,离是离开。这与本文作者“离是离开,骚是牢骚”的解释相同或相近,而与“以离为动词,训为遭,以骚为名词,训为忧”遭忧的解释相去甚远。
      从《离骚》的内容看(内容是重要的方面,上文只是就标题的渊源做了引证),文章全篇都是写诗人被放逐出宫廷,离开故都后的满腹牢骚。先看带“离”字句,如:
      [原诗] [译诗]
      初既与余成言兮, 当初你与我曾山盟海誓,
      后悔遁而有他; 后来竟然翻悔另有他想。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我倒不难为与你离别,
      伤灵修之数化! 伤心的是君王反复无常。
      这里的“离”明显是离别君王,而不是遭忧。又如:
      [原诗] [译诗]
      汝何博骞而好修兮, 你何必爱直言喜好美德,
      纷独有此姱节? 独自具有如此美好的品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 别人室中充盈花草,
      判独离而不服! 偏你独自离开而不穿官服。
      这里的“独离”是一个人离开(故都)。有的资料上说,服应当读佩,不服是不佩宝剑的意思。这种观点,本文笔者不能苟同。
      再看“故都”句,如:
      [原诗] [译诗]
      已矣哉! 算了吧!
      国无人莫知我兮, 楚国既然没有人了解我,
      又何怀乎故都? 我又何必怀恋故都?
      这是诗人前思后想,既然楚国无人了解我,我又何必苦苦地眷恋着故都?还是狠心地离开它吧!气话一句,言不由衷。
      写诗人离开“故都”在行程之中,如:
      [原诗] [译诗]
      依前圣以节中兮, 我照前代圣贤坚持正道,
      喟凭心而历兹! 可叹历尽磨难令人寒心!
      济湘沅以南征兮, 渡过湘江沅水我朝南行,
      就重华而陈辞! 要找虞舜陈述一片丹心!
      这里是写诗人离开故都后,渡过湘江沅水一路南行,要找虞舜(又名重华,三皇五帝之一,晚年南巡至沅水时驾崩,安葬在沅水附近)诉说一片丹心。又如:
      [原诗] [译诗]
      朝发轫于苍梧兮, 黎明我从苍梧山启程,
      夕余至乎县圃。 傍晚到达昆仑的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本想在这神山稍憩片刻,
      日忽忽其将暮。 太阳匆匆西沉降下夜幕。
      这里是写诗人黎明从苍梧山启程,傍晚到达昆仑山旁,夜幕降临的情景。有的历史资料上说,“《离骚》是屈原被放逐前写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放逐前,没有离开故都,怎么谈得上怀念故都?又怎么谈得上黎明从苍梧山启程,傍晚到达昆仑山旁呢?那种观点同样是脱离诗文内容而孤立地谈论《离骚》。
      写诗人在放逐途中的愤慨(发牢骚),如:
      [原诗] [译诗]
      曾歔欷余郁兮, 我感慨万千满腔忧郁,
      哀朕时之不当! 哀伤自己生不逢时。
      揽茹蕙以掩涕兮, 采来柔软蕙草揩试眼泪,
      沾余襟之浪浪! 热泪涟涟沾湿我的衣襟。
      这是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的悲伤。又如:
      [原诗] [译诗]
      世溷浊而不分兮, 这个世道浑浊善恶不分,
      好蔽美而嫉妒! 专好压制贤能嫉妒美德。
      这是诗人对善恶不分、嫉贤妒能的浑浊世道的愤慨。又如:
      [原诗] [译诗]
      忽奔走以先后兮, 我为君王鞍前马后奔走,
      及前王之踵武; 想让你追及前王的脚步;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君王你不体察我的衷情,
      及信谗而齊怒! 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嗔怒。
      这是诗人回想楚襄王不察衷情,听信谗言,迁怒于他。又如:
      [原诗] [译诗]
      长太息以掩涕兮, 我长声叹息啊泪如雨下,
      哀民生之多艰! 哀伤人民生活多灾多难!
      余虽好修姱以革几羁兮, 我只因爱美德受牵累,
      骞朝谇而夕替! 早晨刚进谏晚上就丢官。
      这是诗人忧国忧民,早晨进谏,晚上丢官,冤屈遭贬,一腔幽怨。又如:
      [原诗] [译诗]
      闺中既以邃远兮, 美女闺房如此邃远,
      哲王又不寤。 君王又不觉醒。
      怀朕情而不发兮, 满怀自己激情无处发泄,
      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我怎能忍受就这样终生。
      这是诗人对昏庸君王的发泄。又如:
      [原诗] [译诗]
      民生各有所乐兮, 人们天生各自有所爱好,
      余独好修以为常; 我独好美德并持之以恒。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纵然粉身碎骨不改变初衷,
      岂余心之可惩? 岂因惩治我心而放弃志向?
      这是诗人在恶劣环境中,保持高尚品德,初衷不改,虽粉身碎骨,志向不移的决心。又如:
      [原诗] [译诗]
      路漫漫其修远兮, 道路漫漫征程十分遥远,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将上下求索真理。
      这表现诗人为实现“美政”而百折不回的求索精神。又如:
      [原诗] [译诗]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既然没有人与我同行美政,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我将追往彭咸的居所。
      彭咸相传是殷朝贤大夫,因劝谏商王未被采纳,而投江自尽。屈原的政治抱负将付诸东流,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想到只有效法前贤,投江自尽,以抗示出最大的不满和愤恨。
      诗中还用了较多的文字,描写他云游神宫的幻境。那也是诗人离开宫廷后,在南行途中,生活艰辛、心灵痛苦的反射,借美好的幻想来解脱内心的悲痛。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疼爱她的奶奶,暖烘烘的火炉,冒着香气的烤鹅……
      纵观全篇,屈原20余岁就出任楚国的左徒(楚国的一种官名,职位仅次于楚国的宰相令尹),博学多才,擅长辞令,忧国忧民,满腹富国强兵的“美政”,为楚国的富强作出了贡献。可楚襄王昏庸无能,错勘贤愚,忠奸不辩,听信谗言,无辜地放逐他。他被逐离故都,流放南行,生离死别,悲痛万分,爱国有志,报国无门,前思后想,痛不欲生,欲效法前贤,投江自尽,以身殉国。满腹牢骚,宣泄成诗,挥毫帛上,名曰《离骚》,成千古绝唱。
      屈原被流放后遭遇沉痛的苦难,铸就了中国文学的福音。中国文学起源于诗歌,他创作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离骚是其中的名篇),与远古民歌《诗经》一道,共同开辟了中华文学的发源地,缔造了中华文学悠远的开端,成就了华夏伟大的爱国诗祖兼文学之父,为中华文学鸿著纷呈、爱国诗人人才辈出,屹立着光辉的典范!
      王抗发
      (本文写于2009年2月,同年上网。高级知识分子周顺之夸奖这篇文章论证得深入浅出,是一流的学术论文。)  
      附七 意见与点评集
      (无论正反意见,都按提意见的时间先后为顺序,凡提意见者,编著赠此书表谢意。)
      (读者可在此提意见与点评)
      王斌点评:
      康亦健公司湖北总经理王斌一次在(大学本科毕业),黄梅健康坊做活动的会上说:“王叔叔编著的《黄梅、柳林革命英雄传》我读过,他是一个才子呀!”
      2018年6月30日(属夸奖式的点评)
    编著王抗发微信号:18871342956
    凡读此书文学有提高、有收获者和受益者,请给中风的编者献一点爱心,谢谢您!




      本文标题:黄梅柳林革命英雄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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