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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自述(编译者前言)

  • 作者: 黄忠晶
  • 来源: 古榕树下
  • 发表于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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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俄罗斯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他的作品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精神上的完善,尽管各个时期具体的目标并不相同,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少年时代,他丧失了宗教信仰,却仍然有一种相信完善的模糊信念。在青年时代,他信仰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尽管不久就开始怀疑这种信仰,却仍然过着十分惬意的放荡生活,并醉心于写作。人到中年,他的信仰转为相信人类和社会进步,然而后来他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场面,还有跟他关系最好的哥哥之死,对这一信仰产生巨大冲击。结婚后有较长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十分幸福,他也就中断了对生命总目的的探究,以单纯追求家庭最大幸福代替了对进步的信仰。在这之后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面临极大危机,他痛感自己生命毫无意义,时时刻刻想着用自杀来了结这一生。他试图通过探求人类知识来获得对生命意义问题的解答,结果是一无所获。他又希望在生活中寻找生命问题的答案,结果也让他失望。到后来他因皈依宗教而获救;他认为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赋予它意义。同时他又注意到宗教中真理与谬误同在。他想做的是把宗教教义中的真理和谬误明晰地区分开来,尽管这样做难度很大,让他战战兢兢,心怀恐惧。托尔斯泰认为基督教的全部教义就在于让一个人清楚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无论怎样追求自己的幸福都不会有结果。一个人并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他只是上帝的仆人,应该履行自己对上帝的义务,这就是他的位置。一旦清楚了自己的位置,他就自然会顺从上帝的意志,承认人人平等,爱所有的人,己所欲施于人,去遵守种种道德规则,这样也就有了真正的幸福。托尔斯泰早期热心慈善事业,常常施舍给穷人金钱,却发现这样做反而会遭他们的敌视或仇恨,在施舍时越是表现出关心就越遭人恨。而且他深深感受到无法接近这些城市里的穷人。后来在一位农民的启发下,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在真正的行善和帮助穷人,而是借此避免他们的干扰和打搅。富人们之所以无法接近穷人,是因为在两者之间有一堵墙,这堵墙就是富人们用自己的财富造成的所谓清洁卫生和教养等等。为了帮助这些穷人,他和其他富人必须首先推倒这堵墙,也就是把穷人领回自己的家,同自己一起生活。托尔斯泰一生都在锲而不舍地追求自身完善,敢于直面现实,敢于否弃昨日的我,毫不自欺,是一个真正坦诚对待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人。

      托尔斯泰谈到他的爱情、婚姻以及对妇女的看法。他认为,爱情跟宗教一样,是一种纯洁崇高的感情。爱情在其诞生之初是完全纯洁和崇高的,以后的现实才会毁坏它的天真无邪。他一生中有过多次爱情体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埃赛尼耶娃的爱,当时他几乎成了她的未婚夫,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从给她的信来看,托尔斯泰是十分认真的,他说:“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享受爱情,我们还要共同生活一辈子,共同承担婚姻赋予的义务,为此必须加强自己的修养,让自己作一些改变。”托尔斯泰年轻时有过一段放纵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沉迷于卑下的情欲、与人通奸等等,这里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他仍然具有一种在污泥浊水中追求纯洁的愿望。托尔斯泰的婚姻生活较为复杂。一方面,他和妻子是真心相爱,而且这一爱情持续的时间也是长久的;另一方面,两人的理想信念不尽相同,彼此在心灵的沟通上有着一些障碍,从而影响到两人的关系和婚后的生活,由此造成托尔斯泰内心的矛盾以及他和妻子之间的冲突,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他在婚后不久的日记中写道:“我同妻子的关系很好。但有时我担心她由于年轻而对我心中许多东西既不理解也不喜欢,为了我而压制自己的许多想法,并不自觉地把这种牺牲算在我的账上。”甚至就连日记本身也起了很大变化:“我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无足轻重的人。自从跟我所爱的女人结婚后,我就成了这样的人。这个本子里写的东西几乎全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只要想到她随时可能在我身后看我写的东西,我就无法真实地写下去。”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由于无法忍受妻子的状态和作为,托尔斯泰选择了秘密离家出走,三天后患上肺炎,又过一星期后去世。他的婚姻生活可以说是一场悲剧,正如他在最后的日记中所说:“我处在十分可笑的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我能够创造出最为深刻和有意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花费更多时间去跟一个女人斗气。”托尔斯泰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是产生后代,而生育孩子是妇女的天性,也是她们主要的工作。他坚决反对妇女为了谈情说爱、舒适闲散、文化修养和社会交际等等而把生育视为令人讨厌之事,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生下孩子;认为妇女作为母亲,放在首位的事情就是给孩子喂奶,洗衣做饭,教育孩子,陪孩子睡觉,跟他们说话等等。正是这些知道自己职责的妇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造成了社会的风气,由此把握了把人们从种种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最高权力。托尔斯泰的观点对于我们深入探究两性在社会上的合理分工是有启发意义的。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探究人生的奥秘。他认为,由于死亡会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而我们的所有功绩到最后都会化为乌有,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肉体的存在,也不在于我们的建功立业,而在于时时刻刻去做那个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力量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效力于天国,让人类在真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联合起来。一个人的生命有两个方面:作为动物人他把生命指向自身的幸福,而作为理性人则指出这一幸福之不可能,它指示的通往幸福之路就是爱。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最大幸福和自由,是否弃自我和爱他人。我们的生命在于让自己的动物性服从于理性规律,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在谈到身体与生命的关系时,托尔斯泰指出,我们可以利用身体这一生活条件,但不能把它当成生活的目的;不否弃身体,但否弃身体的幸福,不再把身体当成生命,这就是一个人为了他的幸福生活所应该做的。托尔斯泰还谈到体力劳动在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而同大自然作斗争,这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职责,因为这是生命的法则,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到毁灭。如果一个人单独生活,他放弃这个最重要的职责,马上就会遭到毁灭生命的惩罚。如果他自己放弃这一职责,同时却强迫他人以毁灭生命为代价来为他履行这一职责,那么他生活的合理性就被彻底破坏。只有履行这一职责,他才能让自己种种肉体和精神需要获得满足。吃、穿、爱自己和家人,这是肉体需要的满足;让他人也能做到这些,这是精神需要的满足。人的其它活动,只有在满足这些需要时才是合理合法的。他还把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划分为4个时段,交替进行重体力劳动、手工劳动、脑力劳动和与人交往的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我们社会中的错误分工,同时建立起不会破坏人们幸福的正确分工。

      托尔斯泰的政治态度十分明确,就是反对一切暴力。他既反对政府的暴力,也反对对抗政府的革命者的暴力。不过他认为,首先要反对的是政府的暴力,因为它在程度上要比后者严重得多,在种类上也比后者多得多;再就是它的目的是保持现状,而后者是为了变革;而且后者是它的产物,没有政府的暴力也就不会有反对政府的暴力。因此,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者暗杀后,托尔斯泰特别致信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希望他以德报怨,宽恕那些杀害父亲的凶手,赏给他们一些钱,并把他们送到美洲某地,同时发表上谕,在开头处写道:“我告诉你们,要爱自己的敌人。”这样做才能真正平息革命者的斗争。托尔斯泰认为,要想让人们不遭受恶劣的社会制度的伤害,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禁止暴力,禁止个人暴力,禁止对暴力的任何宣扬和辩护。这种方法还符合当代每个人的道德原则。人们往往会问,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没有暴力,他们怎么能生存呢?托尔斯泰指出,实际上这话应该反过来问: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如果他们不把理性的和谐放在首位,而是把暴力视为自己生活的内涵,他们怎么能够生存呢?他还指出,迄今为止,所有试图用暴力来消灭政府的做法,都不过是用一个新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而这个新政府往往要比旧政府更加残酷。在当代,人民不是直接被暴力征服,而是被欺骗所征服,因此只有揭露那种可以让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实施暴力的欺骗,才可能消灭暴力。只要人民不再顺从政府,就不会有税收、剥夺土地、压迫、兵役和战争。由于托尔斯泰的这种政治态度,他多次遭到政府的迫害。1862年7月6日,宪兵和政府官员搜查了托尔斯泰的庄园,并逮捕了他的几位客人,他们是大学生和社区的教师,当时托尔斯泰不在庄园。为此托尔斯泰特别致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抗议对自己的迫害。1896年,俄罗斯内政部官员搜查了女医生赫伦思科的家并把她逮捕入狱,其罪名是传播托尔斯泰的著作。为此托尔斯泰致信给内政部长,强烈抗议这种行径,并提出,如果政府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托尔斯泰宣扬自己思想的活动,那只应该对付他一个人,而不应该殃及无辜,因为只有他才是政府所谓恶行的根源。他还声明,他将会把这种政府所谓的恶行进行到底,直到死亡,因为它是上帝的意旨。由此表达他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坚定立场。托尔斯泰反对暴力的思想有其合理内核,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

      通过详尽而深刻的分析,托尔斯泰指出,当代俄罗斯社会存在着奴隶制度。他说:“在当代,奴隶不仅是指所有的那些工厂的工人,还指几乎所有的农民。这些农民在他人的土地上干活,把收获的所得交到他人的粮仓里,或者即使耕种自己的土地,也得偿还银行难以计数的债务和利息。此外那些听差、厨子、女仆、妓女、杂工、车夫、澡堂工、跑堂等等也是奴隶,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干着违反其本性的劳动。”托尔斯泰分析了这些人被奴役的三个原因:缺乏土地、缴纳赋税和养成习惯性的需要。他认为,在所有存在金钱的社会,金钱之所以用于交换,仅仅在于充当暴力的工具,为暴力服务,也就是为奴役他人服务。他指出,法律是当代奴隶制度的根本原因;现在人们制订的法律是不准使用他人的土地、必须缴纳赋税、不得享用他人的私有财产,从而有了当代的奴隶制度。法律就是那些掌握着有组织的暴力者所制订的规则,不按此规则行事的人就要受到殴打、失去自由甚至被处以死刑。他还指出,在当代社会,奴役他人、占有他人劳动是通过所有权而得到实现的,所有权是万恶之源;那种生产三要素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这种学说是把劳动者的不自然状态说成是自然状态,为现实存在的罪恶进行辩护,因此无法正确解释任何现实的经济现象。托尔斯泰指出,人奴役人的方式有三种:以剥夺人的生命相威胁;以饥饿即剥夺粮食相威胁;以赋税即剥夺人们所有生活必需品相威胁。这三种方式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结合在一起实现对人们的奴役。托尔斯泰分析说,人们之所以甘愿被奴役而不思反抗,是因为受到暗示或催眠的影响,也就是以为那些以国家名义干的种种暴行并不是简单的不道德行为,而是一个被称为国家的神圣之物的表现,而人们离开了它便不能生存,因此永远无法离它而去。而现代科学是维护当代奴隶制度的,所起的就是这种暗示或催眠剂的作用:像神学、维护现行制度的哲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一类科学,其主要工作是论证现有生活秩序的合理性,并认为任何企图改变这一生活秩序的做法都是非法和徒劳的;另一类科学即实验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等,其主要工作是研究那些跟人类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古怪离奇的东西,其应用只是有利于上等阶层的生活。托尔斯泰对于当代奴隶制度的种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揭示了掩盖在现代文明外衣下的剥削和压迫的本质。

      托尔斯泰极为关注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终其一生不断地探索俄罗斯民族的解救之道。他明确表示,俄罗斯不能走西方民族的老路,也就是与政权斗争,让它更多地转移到人民手中。他认为这条路并没有让西方民族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没有避免它们希望躲过的灾难。俄罗斯民族应该选择的解救之道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既不承认也不服从任何一种暴力政权。托尔斯泰反驳了那种“没有政府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观点;指出政府活动并不能防止人们犯罪,反而会降低社会道德水平,让犯罪人数大增;只有承认上帝的法规,人们才可能从人的法规中解放出来。他还反驳了那种“不服从政府、返回农耕生活就会毁掉我们已经取得的工业成果”的说法,指出这样做只会毁掉那些不仅对人类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让那些不劳而获者难以生存,同时可以让人们激发出力量来采用和改进那些新的有益的技术,使得农民的劳动重负得以减轻,生活得到改善。托尔斯泰还分析了基督教世界发生变革最直接的两个外因:一个是进行毫无意义并导致毁灭的军备和战争,另一个是剥夺人民的土地权;这一变革之所以开始于俄罗斯,是因为基督教精神对于俄罗斯人民的影响要比其它地方大得多,同时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在从事农耕劳动。托尔斯泰还分析了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和俄罗斯革命运动的意义。日本人的胜利对于基督教民族最重要的意义表明,各基督教民族的力量不在于军事,而应该按照基督教学说来生活,通过协作和爱,而不是通过暴力,来让人们获得最大的幸福。在俄罗斯开始的革命的意义,不是确定所得税等税收,不是让教会与国家分离或者由国家接管公共设施,不是组织选举和让人民参加政权,不是成立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要求实际上的自由,而这不可能依靠街垒战斗、依靠杀人、依靠任何新的暴力机构来实现,只能通过不再服从人的意志而得到实现。托尔斯泰还分别给中国的辜鸿铭和张庆桐回过信,谈到中国人的解救之道。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像俄罗斯人那样,首先,不服从现行政权,但也不像改良派所说的那样去仿效西方,制订宪法,用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来代替现行政体,因为这样做会落入跟西方民族一样的灾难境况之中;其次,过一种和平农耕生活,容忍可能遭受的暴力,不以暴抗暴,不参加任何暴力活动。这样,中国人就有可能从欧洲人的抢掠中获得解放,因为欧洲民族对中国的侵占和抢掠,都是源于存在一个中国政府,如果这个政府不存在了,它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借口国际关系问题来实施其暴行。

      托尔斯泰对历史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历史学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推动各个民族前进的力量是什么”。现代历史学对此有三种回答:一种认为是那些英雄人物或统治者的权力;另一种认为是各种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第三种认为是文化或智力活动。然而后两种回答仍然把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有必要搞清楚权力的实质。托尔斯泰认为,权力是一个历史人物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对正在进行的集体活动发表的意见、言语和辩护越多,直接参加的行动就越少。从精神层面上说,权力是引发事件的原因;从物质层面上说,服从权力的人是形成事件的原因。没有物质活动,精神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引起事件的原因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换句话说,原因这一概念对于历史学所考察的对象并不适用。各个民族的运动不是由于权力引起的,也不是由于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由于两者的结合引起的;它们是由所有参加事件的人们的活动引起的,而这些人总是这样联合在一起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承担的责任最小;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承担的责任最大。托尔斯泰深入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整个人类历史过程都会遇到人的意志自由问题。许多历史学家观点的模糊和矛盾,都是由于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整个人类历史就成了一连串互相没有联系的偶然事件了;反过来说,如果存在着哪怕是一个支配整个人类行动的必然法则,这种自由意志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任何人的意志都要服从这一法则。托尔斯泰认为,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自由与必然的一定结合。在任何一个行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定的自由和一定的必然,而且自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必然性越多,自由就越少。尽管自由和必然的多或少要视考察行动时的观点而定,这两者的关系总是成反比的。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无法想象出某一行动是完全自由的或完全必然的。当我们把两种不同的认识来源分割开来时,就得出了互相排斥和无法理解的自由和必然这两种概念;只有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才可能得出关于人类生活的明确概念。在历史学中,我们把已知的东西称为必然性法则;把未知的东西称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只是我们对人类生活法则中那些未知东西的一种称呼而已。托尔斯泰对于历史有其独到的见解,十分深刻,可以给予我们许多启迪。

      与历史观相联系,托尔斯泰还深入探讨了战争问题。他认为,我们是无法知晓战争真正原因的,因为任何一场战争的原因都是多不胜数,尽管每个原因或每一系列原因单独地予以考察时似乎都很正确,然而与事件的重大程度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并不足以引发这一事件,因此是不正确的,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他看来,人们通常认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统帅,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到战争的后果,以1812年俄法之战为例,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一世也好,更不用说其他某个战争的参加者,都不可能对其历史后果有任何预料。在这次战争中,拿破仑发动博罗季诺战役和库图佐夫应战,都是身不由己的,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却把它说成是这两个统帅有预见性和天才的表现。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而且是所有的历史工具中最不自由、最身不由己的工具。托尔斯泰以博罗季诺战役为例,说明战争并不是按照统帅的命令进行的;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真正发号施令的并不是拿破仑,因为他的命令没有一条是被执行了的,而且他也无法知道战斗进行时的情况。实际情况是,统帅的意志总是被士兵群众所支配。在托尔斯泰看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时更为自由,难以计数的自由力量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从来都是不可预测的,也从来不会跟任何一种力量的趋势相一致。托尔斯泰还对此次战争中最高统帅的行为作了评价,其看法与通常的评价正好相反。托尔斯泰充分肯定了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库图佐夫是唯一理解博罗季诺战役意义的人;在法军整个退却期间,只有他一个人坚决主张不进行无益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役,俄军不跨过边境作战;他对人民拥有十分强烈而纯真的感情,在居于总司令的高位之后不是去屠杀和残害人们,而是竭尽全力同情和拯救他们;他朴实谦和,因此才是真正的伟大,完全不同于那种历史虚构的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托尔斯泰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从这两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特的天才,也不必把他们看成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也不必用偶然的机会来解释促使他们行为改变的那些细小的事情,因为这些小事是必然要发生的。所谓的机会和天才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东西,只是表明我们对现象还不是很了解;只要不局限于目前容易理解的目的,承认最终的目的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就能看到那些历史人物一生遭遇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并看到其不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之原因,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使用机会和天才这两个词语了。托尔斯泰本人参加过战争,负过伤,体验过死亡的威胁,他的有关论述是真正懂得战争的人才可能讲出来的,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

      托尔斯泰有着自己十分明确的文学艺术观。在他看来,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在内容上,作者对于事物具有正确的也就是道德的态度;二、在形式上是优美的,也就是作者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三、作者对于所描述的事物具有真诚的爱憎之情。简而言之,也就是必须具有“善、美、真”的特点。他也是据此来评判那些文艺人士的作品的。例如他一反人们公认的评价,对英国著名戏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艺术品。其理由是,从内容上看,莎士比亚作品体现了一种庸俗低下的世界观;在形式上除了个别场景外,没有任何合情合理的地方,人物没有自己的语言,也就是缺乏分寸感;从作者态度上看,其作品都是矫揉造作的,作者不是认真的,而是在逢场作戏。与此相反,他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作家伯伦茨的作品《农民》大加赞赏,称之为真正的艺术品,因为它满足了一部优秀作品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托尔斯泰对莫泊桑的评价也是依据这一标准。他认为总的来说,莫泊桑的作品具备后两个条件,而缺乏第一个条件。因此,对于莫泊桑的长篇小说,除了《一生》外,都是持否定的看法;而对于莫泊桑的若干短篇小说,则持肯定的态度,因为它们激发作者的道德感,体现了其道德观念的发展。他对屠格涅夫的评价也是持同样的标准。托尔斯泰认为,艺术不是某种神秘观念、美或上帝的表现,不是人们为消耗多余精力的游戏,不是令人愉悦的东西作用的结果,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人们互相交往的手段,它把他们相同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从而迈向幸福之路。因此他反对那种“艺术可以不被人民大众所理解”的说法,认为好的艺术品总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的,而有无感染力是区别真假艺术和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据此他对名噪一时的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作品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作品并不是真正的音乐,而只是音乐的模仿品,只是一些音符堆积在一起,并不能对听众的情感产生作用。就托尔斯泰本人的文学活动而言,他是实践了自己的文艺观,以“善、美、真”的完美结合来要求自己,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读他的小说,给人的感受就像是在读生活本身;尽管跟书中的人物在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读者却能产生十分强烈的共鸣。许多年前读过高尔基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其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托尔斯泰在他心目中就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读托尔斯泰也有同样的感受。

      托尔斯泰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十分丰富,本书从他的大量作品中选译了那些最能反映其生活和思想的内容,分为九大主题编排而成,希望能够满足读者的需要。

      本书临近杀青时,我的父亲在家中安详辞世。让我感到十分庆幸的是,父亲去世前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一直守候在他身边,能够尽一点做儿子的孝道。此书完稿之日正值父亲95岁诞辰,谨以此书作为对老人家的深切纪念。

      黄忠晶

      农历甲午年9月21日于无锡静泊斋

      本文标题:托尔斯泰自述(编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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