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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染红叶(第六章)

  • 作者: 贺平
  • 来源: 古榕树下
  • 发表于2020-06-24
  • 阅读29764
  •   霜染红叶 第六章

      年底,是查案工作的淡季,算算账今年的案件数量已比去年增长了10%,目标已实现,再查案就要增加今年的案件基数,给明年查案加大压力,同时,年底立案,当年结不了案,会影响当年的结案率。检查室人员就利用这段时间,到公安、工商、审计、银监等执法监督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去排查线索,寻找案源,为来年查案作好准备。

      年底又是机关干部职级晋升的时期,市纪委干部正常是两年晋升一级。淮海1976年在地区医药公司任储运科副科长,后来又到黄海商校任教务科副科长,级别都是科员,1991年到市纪委两个月后,任科员级助理纪检员,他在这个级别上已15年。和他同时进市纪委的共有8人,夏家俊原是乡镇团委书记,也是科员级干部,还有两个部队转业干部,一个是中校,一个是少校,另外4人进来以前都是办事员,其中有一人还是工人,8人都同一张文被任命为科员级助理纪检员。到1992年底,任职时间还不到两年,还没有轮到他们晋升,但这次他们当中要有4人提前晋升。是哪4人呢?中校相当于团级,少校相当于营级,这两人晋升是肯定的;接下来淮海和夏家俊原先是科员干部,他们也有希望,夏家俊自以为已是“板上钉钉”,对人说“吃糖吃糖”。但另外4人中,有两人在办公室工作,是领导身边人,办公室人员历来都比别的科室提拔快。

      就在这样的时刻,淮海却做出了两件对他提拔很不利的事:

      一件是他在党校学习时做了一件被称为“大闹会场”的事。到党校学习的第一天,集中在礼堂里举行开学典礼,市委领导要到场作动员报告。大会应该8:40开始,但将到9时领导才姗姗来迟,几百名机关干部就在会场里等他们,淮海感到太不尊重人啦。当市委副书记,挺着大肚子,满面笑容,在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等一帮人陪同下,走进礼堂、往主席台上走时,淮海也同时走上台去,径自走到主席台中间,拿过麦克风,对台下说:“请大家看看表,现在是差一分钟9点,领导同志才来,我们大家就这样在这里等着,这样还叫大家怎么遵守学习时间?”台上、台下,一下全愣住了,一片寂静,而后突然台下爆发出一阵掌声,掌声经久不息。淮海在掌声中走下主席台。台上市委副书记脸立即变得冰冷,其他领导也都不讲话,市委副书记对主持会议的机关党委书记点了点头,示意开始,然后在主持人请他做“动员讲话”后,拿起讲稿念起来,念得匆匆忙忙,平播直叙,始终没有歇一口气,没有喝一口水,也一次没有抬头看下面。念完讲稿,领着一帮随员匆匆离开,只留下机关党委具体负责学习的宣传科科长一人在台上。

      几天以后,机关党委宣传科虞科长给淮海带信,说市纪委方书记叫他下午学习结束后回去一趟。淮海知道领导要批评他了。方书记问淮海:“听说你在市委党校学习时大闹会场了?”

      淮海说:“怎么是‘大闹会场’呢?他们太不尊重人了。在部队迟一分钟都不行。”

      方书记说:“那也要注意方式嘛,现在也不是文化大革命。”

      淮海说:“如果是“文革”,就不会是这样对待他们了。”

      方书记问:“你在‘文革’时期造过反吗?”

      淮海说:“我那时还小,没有资格造反,但也整过老师,我们站在学校大门口,老师经过时就叫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在大门口罚站,但有些老师见我们不是‘红卫兵’,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叫我们先背。”

      方书记笑了起来,说:“我们市纪委在市级机关是个模范集体,以后不要再感情用事,各方面都要注意影响。”

      第二件事,他在查办案件中顶撞了邵林书记。当年秋天,黄海地区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事后,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杨洋给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状告公司书记赵立东,在发大水期间,到南京办私事,不组织抗洪,导致农药仓库被水淹没,流进河中,造成全城饮用水严重污染,而赵立东原在市纪委工作,市纪委一贯包庇、纵容他,事故发生后,不追究他的责任。省委书记在信上亲笔批示:“责成该地纪委,对这种擅离职守、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渎职行为,给予严肃处理。”

      但淮海调查的结果,却与杨洋的举报情况完全不同。赵立东的确是到南京办过私事,他的小孩扁桃腺经常发炎,就在高考结束后带小孩到南京动手术,在发水的当天就冒着大雨赶了回来,组织抢险,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吃饭、睡觉,将靠河边的仓库里的农药、化肥都运到了别处,并没有造成农药流进河里的问题。杨洋打听到淮海的调查结论后,又给市纪委写信,说淮海包庇公司领导,公司领导是淮海的连襟。

      说公司领导是淮海的连襟,也有一点影子,连襟就是花枝的大姐夫秦建国,原是市农资公司会计,他的二哥和前任市委靳书记是中学同学,靳书记调到黄海后,一次专程到公司来看“小秦”,于是市供销社就将他一下提拔为公司经理。但杨洋举报的是公司书记的问题,和秦建国没有关系。淮海认为杨洋反映情况不实,建议不予追究赵立东的纪律责任。在召开市纪委常委会听了淮海的汇报后,邵林书记说:“赵立东同志也不能说就没有错误,他在这种时候到南京办私事是不适宜的,黄海地区每年秋天都要发大水,他作为涉农单位的领导,对此应该知道。就给他一个轻处吧。”到会的其他人员,副书记、常委、各室主任,都表示同意。

      但淮海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这样的处理太牵强,从赵立东抗洪期间的表现来看,他不仅没有错误,反而还有功劳,是个好同志。我们不能认为查案处理人就是成绩,没有处理人就不是成绩,澄清事实,保护同志,也是我们查案的目的。杨洋这种人就是一个恶棍,我们不能对他姑息养奸。”

      邵林听后没有说话,一时间会议室内鸦雀无声,在市纪委,从副书记、常委到所有同志,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邵林说话。二室副主任孟心洁悄声对淮海说:“老路,不说了,按领导的意见办。”

      邵林清了清喉咙,说:“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就按书记意见办。”

      邵林说:“就这样决定了。会后完善证据材料,由信访室立即报省委办公厅。不要拖延。”

      会后,分管查办案件的常委刘丽玲把淮海叫到办公室,说:“你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是省委书记批示的案子,不给个处分不好交待。邵书记也是经过反复、慎重考虑的,只给了个党内警告,也不影响他以后提升和工资。”

      但是淮海还是想不通,说:“省委书记作了批示,但他并没有一定要给被举报人处分,总要尊重调查事实吧。”

      刘丽玲摇了摇头说:“你没有注意那个批示,他并没有说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而是‘责成我们给予严肃处理’。去年溧水县有个乡干部打群众,中央领导批示中有‘杀一儆百’的话,那乡干部就真的被枪毙了。”

      淮海也摇摇头,说:“领导批示不慎重,大家又都揣摩领导的意图,宁左勿右,‘以法纪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成了空话。”

      陈光宗也来找淮海,对他直摇头说:“你平时不是不多讲话嘛,今天怎么‘一鸣惊人’了呢?你偏偏在这个时候顶撞邵书记,看来这次提拔没有你的份了。”

      然而,这次提拔为副科级的4人中,就有淮海,没有夏家俊,有一名办公室的秘书。夏家俊不干了,大发牢骚,说:“我和他是同一天报到的,俩人都在检查室,就因为我们的老丈人不是领导干部吧。”主任叫他打电话通知开会,他说:“难道助理纪检员就只配打电话吗?”市纪委在海滨县有一个点,叫他去蹲点,他不去,说:“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还蹲什么点?再说,我们又不是副科级干部,不够级别。”

      邵林知道后,把一室主任叫去,很严肃地批评道:“这种现象在市纪委还没有过,你找他谈,如果再这样,就让他调出去。”

      那天下午领导要找4名晋级的人员谈话,淮海上班时顺便到机关医院给花枝取了化验单,迟到了半小时,他把自行车推进车棚时,夏家俊也在后面推着自行车进来了,他对淮海说:“今天这个日子你也迟到。”淮海没有理他。淮海是个不会敷衍人的人,官场上那套当面奉承、背后攻击的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的本领,可能他一辈子也学不会。他瞧不起夏家俊这种人,所以平时连话都不愿跟他说。夏家俊是一个典型的浅薄之人,他高中毕业后,先在一个公社轧花厂当工人,后找关系到公社借用,然后转正,直至当上了公社团委书记,兴文凭热时,又搞了一个指标,到省供销干校大专班混了一张文凭。他在大专班上学期间,结识了一个同学,此人是他县里的供销社主任,主任的姐夫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于是他又巴结这个关系,被借用到市委组织部。不久,在研究将和夏家俊一起在市委组织部借用的4人正式调进时,市委组织部所有的副部长,包括那个将他借用进来的副部长,都坚决不同意将他调进,因为他平时眼里只有部长1人。部长为了对他负责,就和邵林协商,将他调进了市纪委。

      夏家俊的父亲,在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在商品计划供应的年代,在镇里也算是一个有头绪的人,这对夏家俊个性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夏家俊有着极强的名利欲,为达目的什么事都做得出,对上卑躬屈膝,满脸媚态,对同事,对群众,张扬个性,目中无人;稍为得志,便不可一世,尾巴翘到天上,略有挫折,牢骚满腹,像被人踹了一脚的狗。他不知哪来的一种很强的优越感,自我感觉极好,事事要占上风,喜欢表现,容易兴奋,只要看到有人谈话,他就要凑过去,问一声“又在谈什么高深学问”,然后就打断别人的话,挥舞着手,神经质地像做报告一样讲起来,讲话让人反感,你说东他就说西,喜欢反驳人。

      他曾经不厌其烦地向人讲一个笑话,可能他觉得这个笑话很逗笑,总是一边挥着手讲,一边笑得透不过气来:“话说一天,国民党的司令杜律(聿)民从前线回来,急急火火,马不停蹄,直奔总统府向老蒋汇报。走到老蒋屋门外,听到里面有调笑声,原来老蒋和宋美龄正在干事……”每讲到此,他就猥亵地对人挤挤眼。“……就是干那种事,我就不说了,你们也明白——杜律民不敢唐突,可又舍不得马上走,正在此时,屋里飞出宋美龄的胸罩,不偏不差正落在他头上。自古无巧不成书,当杜律民不知所措之时,他妈个?的孔祥熙从一旁踱步而出,看到后哈哈大笑说:‘杜司令,你倒象一个飞行员了……”说到这里,他已笑得透不过气来,把两手握成拳头竖在头顶上。但谁听了也不笑。

      有一次,淮海和市纪委一位姓余的室主任闲谈。余主任“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大家公认的“有学问”的人,淮海喜欢和他闲聊,和他闲聊是一种享受;他大学毕业后,在甘肃工作15年,淮海也在兰州上过4年大学,两人常在一起谈西北的风物人情。这一次,他们谈到了当年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血战,夏家俊凑过来,听了一阵,却又插不上话,抓耳挠腮,突然他听到了“毛泽东”的名字,于是把手一挥,说:“这个老毛,在延安整死过多少人,你们还崇拜他。”淮海和余主任对看了一眼,没有理他。他们又谈到红军东征,谈到蒋介石放弃东三省,把东北军调到西北打红军,夏家俊又插话说:“这你们就不知道了,这不能怪老蒋这老狗日的,如果红军不闹,妈个?的,他也不会去剿灭。他是政府,红军那时还是土匪。”他们仍然没有理他,又谈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南京大屠杀,夏家俊说:“这个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是中国人不抵抗,狗日的小鬼子也不会这样搞屠杀;把他妈的弄气起来了,他妈个?的……”平时从不对人红脸的余主任,打断了夏家俊的话,疾言厉色地说:“你不要再说了,都是什么话!”夏家俊惊愕地望着余主任,然后使劲在脸上挤出尴尬的笑容来,干咳着走开了。

      夏侯民是分管干部的常委,夏家俊对他特别巴结,和他套近乎,问:“你家是哪个地方的夏?”夏侯民说:“我不姓夏,姓夏侯。”夏家俊说:“一样,一笔写不出两个夏字。”到市纪委第一年的春节,他挨家挨户给领导送礼,但除夏侯民外,谁都没有收。他在送礼时碰到了和方书记住同一个楼梯的驾驶员刘鹏,刘鹏说:“你是给我送礼的吗?来来来,有多少我收多少。”被驾驶员知道的事,还能瞒得住人吗?邵林在领导班子会议上,问谁收了他的东西,并批评夏侯民:“他才来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

      夏家俊的老婆在黄海县政府办,黄海县政府办主任的爱人,是花枝在会计学校时的同学,夏家俊就诞着脸皮请淮海帮忙,提拔他的老婆,当然被淮海拒绝。他又和老婆拎着糕点,摸到淮海家来,也被花枝婉拒。夏家俊的老婆也是个神经质,说话上嘴唇直哆嗦,和夏家俊抢着说话,相互反驳。夏家俊又去找雍大雅和陈剑飞,简直和疯了一样。一次,黄海县政府办主任对淮海说:“剑飞主任打电话找我了。其实我和夏家俊又不是不认识,我在县团委时,他和他老婆都在青松公社团委。不是我不提拔夏家俊的老婆,实在是他老婆那素质太差。他们这一对夫妻啊,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994年9月,市纪委换届,邵林调到省委任副秘书长,黄海区委书记成高计来当市纪委书记。成高计与邵林工作风格不同,抓大放小,工作放手,他说:“如果大事小事都要书记亲自过问,还要副书记、常委干什么?”他对查案工作非常重视,说:“我们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不是纪律教育委员会或干部管理委员会,对干部的教育是宣传部的事,对干部的管理是组织部的事,我们就是专心致志查案。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后,纪委工作头绪很多,但我们的根本是抓查案,‘防病’固然很重要,但‘治病’更重要,社会上究竟是防疫站多,还是医院多。中央要求一线查案人员要占三分之一,我看三分之一也不够,我们现在还不足三分之一,办公室要那么多人员干什么,查案部门人员要充实。”他又说:“湖北有一个地区纪委,实行全委办案做法,组织部门也是这样,虽有干部科,但到考察干部时,各个科室的人员都参加,我们也要采取这种做法 。你们放手去干,有责任由我来承担。”成高计任黄海市纪委书记的5年,是黄海市纪委查案的黄金时期。

      淮海1995年秋天晋升为正科级纪监员,几年来他查了很多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有大案要案,也有普通案件。因为整日接触社会的阴暗面,使他对人对事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来市纪委之前,他看到的都是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行为,而他难以接触到的领导干部们,都是道貌岸然的外表、马列主义的说教,让他对他们拥有崇高、敬畏的感觉,他所熟悉的他的父亲和岳父那一辈领导干部,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清正廉洁的干部,给他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储义民父亲原是副专员,母亲是地区人事局局长,但储义民兄弟4人都是工人,老大还是农科所的农民工,只到他母亲离休时组织主动提出,才将老4储礼民调到报社。淮海家后面有一个老同志,原任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兼地区粮食局局长,曾于八十年代主持“户粮办”工作,即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农业户口人员转为城镇户口,但他的老伴和6个子女都是农村户口,他没有利用职权将他们转一个过来。胥晓军的父亲是地区交通局局长,但到省里开会也不乘小车,他所能享受的“特权”,也就是占据了公共汽车上的1号座位……淮海总认为,现在的领导干部也都是他的父辈那样的干部,现在的种种腐败现象都是下面造成的。可是,现在他发现,如今的领导干部,已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他们满口的大道理,在台上、在公众场合,说得比谁都动听,清正廉洁,为国为民,可是到了台下,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什么龌龊、卑鄙的事都做得出来,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卑鄙、越龌龊。在现任的市四套班子中,市委史书记名声很不好,还在他当省粮食厅厅长时,他的任国家储备粮库黄海直属库主任的弟弟,就屡次倒卖国家储备粮,不仅得不到查处,现在还当上了县长。当地政府在他家乡修了一条柏油马路,一直通到他父母家门口,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国兴路”。他的儿子从省城转到黄海中学上高中,在校园里牵着大狼狗,拿着“大哥大”,还被发展为共产党员,黄海中学校长在电视里说:“这是我们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高中毕业后被保送上了大学。市长施光耀贪财、好色,又要钱又要女人,口碑极差。市人大主任奚万岭和政协主席孙志强,都已因贪财、贪色而锒铛入狱。

      淮海去旁听了孙志强的开庭审判。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的最里面是一个有3级台阶的台子。台后洁白的墙上镶嵌着国徽。台上放着几张铺着绿呢桌面的桌子,后面有三张高背椅,是法庭审判长和审判员的座位,桌上放着一柄法槌;审判席下面前方有一张书记员的小桌。审判席两边分别是公诉人和辩护律师的座位。面对着审判席,有一道三面围着的栅栏,那是被告的席位,被告身后,有一道长长的木栅栏,木栅栏后面的大厅里,坐着旁听的人员,他们显然被法庭的庄严气氛镇住了,偶尔有人压低声音在谈话。

      三位审判人员从台子侧边的小门走到台上,神情严肃,其他人员也陆续走上台来。旁听席上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了孙志强和他的情妇身上。淮海早就熟识孙志强,淮海的父亲总是叫他孙专员。他是一个老干部,16岁就入党,1944年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国家二机部西南局担任领导,1983年回家乡工作。站在囚栏里的孙志强,个子矮小,驼着背,圆圆的脸上一张尖嘴巴,满头的白发,就像一只斗败却又不服气、还想寻衅的老鹌鹑。他的情妇是一个40多岁、样子张扬的妖冶的女人,烫发,鬓发卷成一个个小圈,抹着厚厚的脂粉,眉毛描得又细又长。孙志强就是栽在这个女人手里的,他在担任常务副市长时,搭上了这个女人,或者说是这个女人勾引上了他,他为情妇倒卖冰箱、化肥、煤炭等计划物资,1988年3月一次就“以煤换电”谋利60余万元。他要情妇分给他一杯羹,情妇骂他贪得无厌,向纪检机关举报了他。孙志强因受贿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当孙志强被法警押着走出法庭、经过淮海身边时,他眼睛看着淮海,大声嚷道:“千古奇冤,千古奇冤,杨乃武和小白菜。”

      人大主任奚万岭的落马,更是让淮海没有想到。因为奚万岭是一个公认的正宗的马列主义者。他的父亲原是部队师级干部,他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被保送进复旦大学,读马列理论专业,在大学入了党。毕业后到中央党校任教,后到黄海工作,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经常给机关干部讲党课,那一套一套的革命道理,不能不让人对他肃然起敬,在淮海心目中,他是机关领导干部中难得的一个有德有才的正人君子。他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领导,不像别的领导干部架子大,他都主动和人打招呼,也肯帮人办事。他还是一个著名的“节俭书记”,常常一日三餐吃稀饭馒头,经常穿一套灰色布衣,戴一顶无檐圆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儿子在外地上大学4年,他总共只给了3600元生活费,甚至不如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家里的电器总共不超过2万元。经常念叨物价上涨,过日子不易。就在他被查处之前的一个多月,一天晚上10点多钟,刘丽玲正在市纪委小会议室召集二室几人讨论案件,他走了进来,说:“哎呀,你们纪委干部真辛苦,晚上还工作。现在腐败现象真是不堪入目,你们要好好查查。我真是不明白,党和人民给我们的待遇已经很高了,那些腐败干部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就没有什么欲望,吃饭、睡觉、看书,顶多就是每天晚上洗把澡。我这会儿就到招待所去洗个澡,然后回家看书。”听说他的爱好也是看书,淮海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现在干部喜爱看书的可不多了,尤其像奚万岭这样的领导干部就更少,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在酒桌上,然后在牌桌或舞场上,最后到情妇的床上。几天后,淮海去拜访了奚万岭,送给他一套《战争与和平》,奚万岭也将他办公室里的一套《列宁选集》回送给了淮海。奚万岭要将淮海调到市人大来,给他当秘书,说那比你在纪委进步要快多了。淮海没有答应,和他交朋友可以,但做他的随从就是另一回事了,况且他的性格不适合做领导的秘书。一个多月后奚万岭被审查了,如果那次他答应到市人大做奚万岭的秘书,那他和奚万岭的关系,就是浑身是口也说不清了。

      大约是在此半年以前,省纪委在黄海市海阳县调查该县粮食局局长马骏受贿问题,人们知道,省纪委直接调查一个属于县管的正科级干部,这里面一定牵涉到哪个地市级领导干部的问题。这个马骏是当地的一个劣迹昭彰的人物,曾在县水利局任副局长时因受贿受过党纪处分,在乡镇任党委书记时,带着情妇,揣着假结婚证出去度蜜月。在任县粮食局局长期间,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生活糜烂,挥霍无度,将小金库中数千万元钱财全部花光,又使下属企业亏损上亿元。一次和几个“哥们”一顿酒席就喝掉21瓶五粮液,又一次招待“贵宾”,用车到外地买穿山甲、娃娃鱼,一顿饭吃掉几万元。县粮食系統每年的吃喝招待费达几百万元,而系统内许多企业亏损破产,职工一批批集体上访。

      他任职期间在全国设立了9个办事处,为其拉关系,办私事。 女儿到南京上大学后,他设立了一个“海阳县粮食局驻宁办事处”, 让下属某厂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供女儿使用。让情妇的弟弟当司机,将其由农民工转为合同工,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并在县城给其一套住房。这个办事处建立两个月,就在年底被评为“局先进单位”。其女儿在读4年,这个办事处就设立4年,到毕业后撤销。4年办事处的房租、加上3个人员工资、小车费用、送礼招待费用还有每年耗资、亏损等,县粮食局共为马骏女儿花费达100万元。办事处撤离南京时,还为他女儿留了5000元作为“物品置放”费。他在上海设立了一个“驻沪办事处”,让他的小姨子和朋友的妹妹到办事处当工作人员,办事处每月要向他提供当月生产的10条软“中华”,他再送5条给县里的他的“恩公”。 县粮食系统有一名姓贾的职工,因欠局里的公款躲到江西九江开饭店。马骏带着大批人员去那儿“考察、学习”。贾某不惜钱财,购买珍禽异兽,供他吃喝,陪他到南昌、庐山游玩,到井岗山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马骏共“三顾南昌”,不仅不追究贾某罪责,反而设立南昌办事处,委任贾某为办事处主任,又叫所属企业,往南昌发送粮油等货物。结果,贾某又携60万元货款逃到海南去了。

      马骏身为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他的办公室里设有“娱乐室”,不分时间打牌,中午在该局所属“白玉兰”大酒店豪饮,下午再打牌,晚上到局里开设的“东方乐城”洗“桑拿”,有专用小姐服务,然后跳舞、唱“卡拉OK”。在众多粉黛中,他最喜欢一佟姓小姐,在黄海市区设了一个“海阳县粮食局直销中心”办事处,让佟小姐当主任,不到一年,亏损60余万。

      马骏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受到查处时,他还对调查人员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党员干部廉洁手册》。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也不过是党纪处分,我大不了也这样吧。”

      最初,马骏的问题在县里揭不开盖子,群众就到市里举报。市检察院在调查其问题过程中,发现他曾送给奚万岭一套价值1万余元的红木家具。市检察院通过省检察院汇报给省纪委。省纪委在取得确凿证据后,找奚万岭谈话。奚万岭很爽快地承认了,是的,像他这一级干部,收受一套家具又算什么问题呢。但当问到他家具现放在什么地方时,他支支吾吾起来,此时,他开始后悔了,肠子都要悔青了,因为家具事情虽小,但“老鼠拖板掀”,拖出了大头。这个问题他无法回避,家具哪去了?扔了?这不可能。卖了,卖给谁?送人了,又送给谁?他只好说出家具存放在市区粥厂巷一套楼房里。这样,他的房子的问题就浮现了出来。这房子是谁的,这是根本瞒不住的,他终于承认这是他的私房。但这套私房是哪来的?国家干部不管多大,居住的都是公房,有钱人当然也可以买房,但就算他非常节俭,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买房。他交待了他购买这套住房的资金来源,是市委宣传部小金库的资金,共8万余元,以后用招待费名义冲帐。

      奚万岭被“两规”审查后,态度极为谦卑,看见谁都毕恭毕敬地鞠躬、让路,一口一声“领导”,让他交待问题,竹筒倒豆子,交待结束还问:“领导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我补充。”这样一个被看作道德君子、清廉干部的人,贪腐时间长达11年, 受贿250余次,金额300多万元,涉及证人400余人。改革开放以后,奚万岭开始喜欢和大款“交朋友”,他说,这些人靠我们给他的政策发了财,而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却两手空空,要狠宰他们一下。1992年,奚万岭认识了经营建材的尤某某,两人达成协议,奚万岭给尤某介绍工程,尤某按介绍工程款5%提成给奚万岭,且笔笔要清。从1992年到1993年,奚万岭先后给尤某介绍了7项工程业务,从中分得人民币3。6万元。但每次几千元的收入并不能使奚万岭满足,他要让尤某某多放点血。1993年5月,奚万岭看见尤某脖子上有一根粗金项链,下面还有一个龙形的坠子,便对尤某说:“现在黄海治安不好,戴这样一条金项链很不安全,不如先放我这儿吧。” 1993年夏,尤某回福建办事,问奚万岭要带点什么东西,尤某的意思只是想给他带点土特产,未料奚万岭“狮子大开口”,说:“给我带块金砖吧!”尤某只好给他送了一块价值5千余元的金砖。奚万岭的一个表弟养殖对虾需要资金,通过奚万岭向尤某借了3万元。半年后这个表弟就把钱还到了奚万岭手里。尤某知道后几次向奚万岭暗示要钱,奚万岭都不理,后来干脆说:“小尤呀,你也太不懂事了吧。”

      海滨县某企业经理高某,1993年3月请奚万岭,帮他将儿子从80多公里外的劳改农场调到黄海市公安局。奚万岭一口答应,两个多月后,高某在奚万岭家书房里送给他1万元人民币,以后半年不见动静,又给他送高档烟酒,终在1994年4月,高某的儿子被调到了市公安局某拘役所。但高某并不满意。这边奚万岭又来了信:请高某来喝女儿结婚的喜酒。高某赶紧送上1万元“贺礼”,请奚万岭继续关照他儿子的工作。1995年,奚万岭在又帮高某的儿子调动工作后,打电话给高某:“我准备买房,向你借5万元。”高某知道这是奚万岭在敲他的竹杠,又给了他4万元。后来奚万岭又对高某说:“唉呀,现在物价高,日子真是不好过呵。”高某几天后就又给他送了1万元。

      奚万岭在黄海工作26年,熟人朋友多,只要肯给钱,他就肯办事,在向他行贿的近70人中,想升迁的有10多人,想调动工作的有30多人,想安排工作的有10多人,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有10多人,奚万岭向他们开出的价码,少的不低于5000元,多的达4万。有一个亲戚,女儿中专毕业后请他帮忙安排工作,给他3000元,几个月不见动静,又送给他两瓶剑南春,被安排到某商场当收款员。他家的一个保姆送给他5000元,他将保姆的当农民的丈夫安排到某个工厂消防队,又送给他5000元,保姆的丈夫又被调到市公交公司开车。他的一个老乡因贩卖淫秽碟片被起诉,送给他5000元,他给法院打招呼,对老乡作了从轻处理。

      市委宣传部有一名干部袁某,为了巴结他,每年春节都给他送500元的年货,当上科长后,增加到每年2000元,7年间共送人民币1。4万元。后袁某又送给奚万岭5000元,奚万岭很满意地对袁某说:“这么多年,你变得成熟了,也经得起考验了,工作也不错。”袁某当上了某县常委、宣传部长。奚万岭有一个远房亲戚徐某,原是徐州某企业党办副主任,给奚万岭5000元调回黄海当上了市区某区委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徐某又13次送给奚万岭人民币9000多元,他的仕途也一路上升。

      奚万岭这样一个“节俭模范”,收受那么多钱干什么用了呢?放债。他贷出的钱达160万元,年利都在20%—30%。向他借款的有个体户、私营业主、企业、平民百姓。奚万岭并不说是自己放债,都说是从银行转借。

      奚万岭的“落马”,让淮海的心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他几乎产生了“幻灭”的感觉,他想,现在共产党还有好人吗?看到在“党代会”上、在电视里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的做报告的领导,读到在报刊上刊登的“立党为公、清正廉洁”的领导署名文章,他就想,这些家伙说不定此时正在什么地方向人索贿、大吃大喝、在情人的床上鬼混呢!就连当遇见市纪委的几个领导,甚至在人品、道德上让他最为敬重、有着黄海第一清官美誉的副书记方正清时,他也想,他们真的是好人吗?还是也是伪装的贪官?他对他一直看作责任神圣、崇高的有着“党的忠诚卫士”之称的纪检工作,也产生了怀疑:我们这样难道真的就能遏制腐败吗?我们日夜忙碌,能查尽天下的贪官吗?他们像细菌一样滋生、繁衍,他们有浓密的保护网,像马骏这样一个劣迹昭彰的人,不法为官十几年,却屡屡升迁,就是因为有奚万岭、县委领导这样的人保护。1994年,马骏在县人代会上落选,县委随即又任命他为县粮食局党委书记,他对人说:“人民不要党要!”淮海想起他查过的许多腐败分子,只要哪个领导一句话,就能让他们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有一次,在体育局工作的臧小明,来举报他们局长嫖娼的问题,说如果举报不实他甘愿受处分。嫖娼问题调查并不复杂,公安部门都有记录,淮海到市公安局治安科,胥晓军的弟弟是副科长,他给淮海看了记录,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罚款300元。但对体育局长处理的问题,甚至没有能够提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市委书记说:“他那不能算嫖娼,我听说他跟那个卖淫女是老相好,顶多算是‘生活作风问题。’”市纪委领导解释:“能不能论定嫖娼,关键是看他有没有付费,他付费了。”市委书记说:“他说那不是嫖资,是看她生活困难,救助她的。老同志也快到二线了,就教育教育他算了吧。”这件本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问题,反倒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了。臧小明对淮海说:“你当年的血性哪儿去了,你袒护腐败分子,也是一个腐败分子。”体育局长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事情传开,在体育局待不下去了,就给他调一个位子,到市人大来当了秘书长。淮海还查过另一件“桃色”案件,是在市林业局工作的陆建国来举报的。陆建国在局里有一个情妇,但这个情妇不久又投入新来的局长的怀抱,陆建国被打破了“醋坛子”。一天夜晚,他得到消息,情妇到局长居住的局招待所幽会,他跑去捉奸,先在下面找到了情妇的自行车,然后去敲房间的门。情妇吓得没来得及穿衣服躲到阳台上去了。陆建国假意向局长汇报工作,很长时间才离开,直把个情妇差点没冻死,陆建国又到下面把情妇的自行车拖走了,以后天天骑着情妇的自行车上班,在路上遇到情妇还故意在后面摇铃铛,情妇也不敢向他要。又有一天,情妇的爱人不在家,局长去了情妇家,陆建国得知消息又去捉奸,局长跳窗逃跑,从二楼坠下摔断了腿。淮海向局长调查,局长矢口否认,说:“你们想哪去了,我们没干那种事,我们是在搞艺术。”“搞艺术,搞什么艺术?”“我们在画画,我给她画人体画。”这种解释倒是让人意想不到。“画画?画笔、颜料、画布在哪里?”“画具都有,我可以取来给你看。”“那你为什么要跳窗逃跑?”“我没有跳窗逃跑,我是不慎坠楼摔伤。”报市委常委会研究对林业局长处分时,市长施光耀说:“你们纪委怎么总是查这种事,如果实在没事干,就到乡下劳动去——这种事也算事?”但陆建国还是不依不饶,扬言要告到省里去,局长就把他高中毕业的女儿安排到市林业局工作,陆建国还是不依,局长又任命他为驻京办事处主任,拨100万资金让他去搞“开发”,不到一年,陆建国把100万资金,吃喝嫖赌,挥霍一空,局长屁也不敢放一个。

      违法乱纪的人受到保护,而清正廉洁、严格执纪的干部却受到排挤。刘丽玲原是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邵林将她越级提拔为常委,负责查案工作,1994年市纪委换届时,邵林又推荐她当了副书记。她工作大胆,不畏权势,敢于承担责任,查处了很多大案要案,许多领导对她不快活,市委有个领导甚至说:“此人不离开纪委,黄海经济就不可能发展。”终于将她调到政法委去了。她去找省纪委领导,但对于市委的干部任用决定,省纪委也无法干预。

      但淮海仍然在努力查案,他想:尽管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但这个天下如果没有我们,又会是怎样的呢?

      本文标题:霜染红叶(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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