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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班往事

  • 作者: 雪夜彭城
  • 来源: 古榕树下
  • 发表于2021-04-04
  • 阅读53780
  •   我故乡的中学校搞文艺,1966年就开始了。

      那时只是老师要排戏,之后到公社各大队去演。我四岁,记得一些戏份上的事。一张八仙桌旁围几个人,那几个人做吃东西的样子特滑稽。脸上抹锅灰的“磨刀人”唱“磨剪子嘞——镪菜刀——”,“李玉和”就“手举红灯四下看”。哇,举灯那个人真是太威武了。后来看了电影,觉得那晚举灯人跟电影里的简直一模一样。

      等我读初中的时候,恰好那两个人做了我的老师,“李玉和”教我数学,“磨刀人”教我语文。

      故里津津乐道很多年,许多老师都按戏里的角色得名,“刁德一”、“胡传魁”、“王连举”……

      觉得那班人真的很了不得,简直创造了一个传奇。我故里原是有很发达的戏曲文化的,高腔、弹腔、文字调都很红火,但真没出啥出色的角,多数如我父、我母,吊着嗓子“赶鸡”而已。而学校里的那些老师,却影响了男女老少许多人,以至说起某老师,保准三分钟之内会叙起当年他是怎样的正派或反派的一个角。比如我一个本族叔,中学校的第一个高级教师,人家夸他如何如何,必然会侃起他当年是怎样怎样“颤抖”着朝自己的手上“开一枪”。他演的是“王连举”。

      后来我和他们共事,发现他们多数根本不会说普通话,当年他们怎么用那土得掉虱子的鄡阳古语演现代戏,实在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事儿。

      到1976年,老师已经不演戏了,我们在学校里学农,本来说好要学工、学军的,但那都没条件。学校里有农场,土地真不少,我们每星期至少有一个下午要去农场种地。当然还养猪,但那事是学校里的农工做。一年下来,学校里会让每一个学生都吃一碗肉丝面,还分红薯。

      据说,读书读腻了,还可以去打铁,甚至会交上非常好的运气。比如有个江大年,在铁匠铺里抡大锤,两手老茧,被路过的大学领导看到,一句话,娃你去读大学。录取了。

      大学,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知道有“共大”,“江西共大”、“云山共大”,到我故里这个县,就是“新妙湖共大”。“江西共大”在梅岭,陈毅元帅写“断头今日去如何”的地方。我们只是种麦子和红薯,也种水稻。但不去铁匠铺,去了也没用,我们不会打铁。

      让娃学点干别的什么吧。雾蒙蒙的年代,教育者在迷茫中思索。

      那就演戏。不知是哪个老师出了点子,以前的“角儿们”一呼应,文艺班就诞生了。

      学校里有很多演戏的行头。有各种非常专业的乐器。打字号,非常昂贵的东西,也有。“新四军”、“国民党”、“日寇”的军装,专门为“胡传魁”量制的大腰身披挂,“刁德一”的烟斗,都有。“驳壳枪”就很寒酸,木头的,扳机是死的,据说,当年演《沙家浜》,开枪的时候都是找个人放爆竹,爆竹有引线,不是你说响就响,就弄得人家“郭建光”开枪了,爆竹寒了引线,不响,敌人也倒了。老师就笑着解释有无声手枪的高科技。

      文艺班,专门宣传新思想的,具体点,要学弦乐、管乐,打击乐和表演。这样说不行,老百姓不明白,就说学拉二胡,吹笛子,打锣、打鼓,还做戏。

      于是,“密电码”、“脸红什么”之类的传说又走上舞台。我看过的一折戏是“少剑波”抒发革命斗志啥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娃子丘正生演哨兵,穿军装,端冲锋枪,很令我羡慕。那娃很老实,站那里一动不动。不跟“203首长”抢戏。这也算是很入戏的一种吧。

      我的哥哥是学文艺的材料,正好比我高一个年级,论理该在文艺班了。他一根竹笛吹得那是滴溜溜天边啭到海边,没等到文艺班的成立就辍学学石匠了。

      据说,学戏最笨的是老金,这娃吹拉弹唱的都没缘分,演角子嘛,也有点费老师的神,简单点说,演正派人物时他有点像反派,演反派时他却像劳动人民,那还能干什么?

      我看到的老金,就是举毛主席像,那是一支有些抽象的舞蹈,所有的人都是正派,但没有具体的人物,大家都是宣传队员。一般就是最后造型的时候,老金举像框端坐中央,其余演员做出种种的造型围在老金周围。

      以前的老师还在。新的老师有个叫孔林的,这才真是人精,周溪街上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学会了许多本领,吹拉弹唱的主力就是他。另外有个老师叫以撒,会画画,学校里所有的宣传画和黑体字标语都是他的手笔,他教全校的美术课。文艺班,该有美术,老师呢,必然就是他。

      那笛子吹得真是好啊。不知道孔林老师是怎么教的,一个叫邱华林的学生,眨眨眼,就成了吹笛子的大爷,吹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听众的脑子里就跟放电影一样,车一帮,人无数,艳阳天,打下的谷子堆成山,白毛巾的社员把粮食装好装车,长鞭一甩,马儿跑得欢,奔社会主义大道。

      二胡呢,没有《二泉映月》,有《军队和老百姓》。学生娃,拉那马尾弦,头夸张地拗过去,再拗过去。就表示那个“咱们是一家人哪才能打得赢啊……”我于是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叫艺术,可以夸张,可以把笛子吹得滴溜溜乱啭,可以把二胡弦拉得一抖一抖还把头歪了再歪,头发甩了又甩。

      我那时差不多算个小混混,没缘分进文艺班,就会画报头,因为哥哥的人脉,认得文艺班一些人,就常常扒窗户“偷艺”。竟然也学着把《小桃红》的曲子拆开,做那1、1、2、3,3、3、2、1的组合游戏,瞎编起曲子来。

      种地、演戏还“评水浒批宋江”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就到了1977年冬。这个时候我已经是民工团的一个小民工了。我在工地上赤着脚唱自己编的“石头花儿昨夜开”。工地上没有纸、笔,无法记谱,完全靠脑子记。有个本家姐姐说,麻眼你唱得真好。

      忽如一夜东风来,民工团的读过高中的都回家“考大学”。连长说,那个编啥歌瞎咧咧的也去。

      比我高一级的“文艺班”的角儿们,他们没来得及成为民工,是最正宗的应届高考生。

      旧年,在广州见了企业家汪华明。他当年算是文艺班的骨干,笛子没放下几天就高考了,非常幸运考入了本科大学学工科。早年他因为喜欢吹笛,和我哥成了好友。他说,当年,你哥呀,要是读了文艺班,保准——保准什么呢?他也说不出,我哥确实因着当年没进文艺班而时有伤感。邱华林,那个吹笛子的,没有读大学,种地人的身份,凭一管竹笛,市里、省里,《扬鞭催马运粮忙》,忙得那是一塌糊涂。光鲜了一年又一年。

      学美术的张华生,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一个很不错的电影人,他前几年画了油画《那年,我们的一中》看泪了许多人。那画我读了,我个天,简直时光倒流,活灵活现!当年,我们读书的教室、食堂、操场、寒酸的苦楝,光着脚板的学生娃,腌菜罐,破书包,尘土飞扬的操场……

      以撒老师已经没了,他可能没想到他那“成年男性有七个头高”的“秘诀”能教出出色的画家。

      老金,那个很规矩地端毛主席像的,参加高考好几次,最终悟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就跟爹学榨油,开了油榨坊。做了一个很讲规矩也很赚钱的老板。这个我能记起,我的母亲,收获了油菜籽,哪里也不卖,就等老金。老金收菜籽,不要人送去,亲自上户,样样跟头帮,童叟无欺。

      在成都搞电力开发的曹柏平,每每出了新作品都发给我,都是《黑水河电业工人之歌》之类,作品真不错。他是策划人,也是作词、作曲人。有时演唱者也是他。这作词,高高低低的水准没有标尺,作曲呢,真不是三脚猫的功夫可以混的,他一个大企业的当家人,忙里偷闲,搞词曲创作,真是很难得的。

      俺是文艺班的呢。他大学也是学理工的,管理国有企业很多年,他那做文艺人的情结还在。

      “文艺班”,1976年下半年到1977上半年,存在了不到一年。真不知当年那些教育者因着什么样的思路,在风来风往的季节,开一个看似另类的班,学那些“天上布满星”的东西。

      后来呢,很多人都沐浴了“星光”。

      “文艺班”到底走出了多少人才?去年在广州,汪华林跟我掰指头,算半天也没算利索。

      我儿子结婚,我自己设计了喜庆的仪式,其中有笛子独奏,演奏者是中学校的特级教师邱义和,当年文艺班年龄最小的弟弟,比“站岗”的邱正生还小。

      吹的是《满山的葡萄红艳艳》,一曲罢,欢声雷动。

      有个重阳节,中学校搞个茶话会,汪中和老师尽情地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当年,因为风的缘故,教学生《军队和老百姓》,没教这个曲子。

      那些老师多数还在,“阿庆嫂”啦,“刁德一”啦,“王连举”啦,“李玉和”啦。孔林老师没有角子的称号,因为1966年开始排戏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如今也七十岁了,非常干练的一个人,满脸灿烂,拉链衫,胶底鞋,全国满地方跑。

      本文标题:文艺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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