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坊是我当知青时同一个知青点的知青。在我们知青点的十来个知青中她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两个人之一，因为她和另外一个女知青都是正儿八经读了两年的高中毕业生。而我们剩下的七、八个所谓的知识青年，除了成都知青吴松柏还有还是一个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外，其余的都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所以到现在有时候一听到“知青”两个字，我的心里既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味道，同时也有一种很惭愧的感觉，因为确切的说自己和那几个小学毕业的“知

照相现在我们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美景就会拿起手机轻松拍下，高清晰的照片便存储下来，供你随时欣赏。不由想起过去照相的故事。第一次照相——其实里面只有我的右半身，说起来这真是一个心酸的往事。那是我大约4岁的那个接近春节的腊月天里，尽管寒风呼啸滴水成冻，但农闲的村汉们还是三五一伙的聚集在这家的墙根下或那家的柴垛子边打麻将推牌九，老爷爷们晒着太阳闲聊天，老婆婆们坐在板凳上缝补破衣旧衫，年轻的村妇们领着一个抱着

?铁匠的幸福生活作者蓬莱仙阁我老家的邻居铁匠大叔今年七十五了，矮小敦实的身体很是硬朗，酱黑的脸上整日挂着笑容，经常在村子里追着他的宝贝孙子。铁匠其实不打铁，而且从来没有打过铁。铁匠小时候他的亲生母亲病死了，他的父亲接着续弦，后娘接连又生了好几个孩子，铁匠被后娘使唤着整日的烧火做饭做家务等等，小脸整日抹得灰不拉叽像铁匠铺里的小学徒，大家都称呼他“铁匠”。?铁匠整日的只知道干活，长到快三十了，同龄人的

四月的春天，木棉树上叶子还在枝上盘桓，依依不舍，虽然已经干枯如皱纸一般，每一阵风都将是对她的一次生死考验。想来生命亦是如此吧，面对生离死别都会充满纠缠与挣扎。我呆呆的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木棉树上的叶子正在经历这场生命的谢幕，不禁黯然神伤。顿感岁月的无情，不由自主地惶恐起来，忧心忡忡地踱到洗漱间，看着镜中的自己便兀自惊呆：眼角粗犷的鱼尾纹，脸上硕大的老年斑，头上“清一色”的白发。这是谁？是我吗？是遥

邹耀云是我在当东风渠扩建工程指挥部清水团部材料保管员的一个同事，他原来是在他们公社的营部当材料保管员的。因为团部的材料保管要在距离团部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叫洞桥大队地方去设一个保管水泥的场地，以方便那一段工地上的施工，同时又节约了运输成本，因为团部的材料保管员不够用就把邹耀云给借用到了团部。我和邹耀云一起到了洞桥大队的大队部后，就在堆放水泥的旁边一块空地上，抱来从一位姓徐的老乡那里买的一堆谷草，垫在一

忠贞之地“她是忠贞不渝的烈女，这位紫绿色的缪斯。”此陈丹青的语境是中西融合的，烈女与缪斯在一介地域和时间之里。那么，比较而言，为何东方少有神女，西方少有贞德呢。”还有为什么，恍惚间，我忘却了，接到一个电话，说组织部门下午考核后备干部，有一个相邀的电话，晚上是否可以共餐，所以，关于另外的疑问，我忘却了。抬起头来，我坐在再熟悉不过的西郊霸陵河畔，俗称八里桥的河畔，也说是青泥河的新岸。两堤之间，却已无原

田绍光是我在东风渠扩建工程指挥部清水团部管吃喝拉撒的副团长，他是我父亲身前工作单区供销社里的一个同事，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是副食品店的一个副经理。田团长长着一张像满月一样的圆圆的脸，两只眼睛既大也很圆，看上去总是炯炯有神的样子，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感到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但用田团长自己的话说，他这个人的缺陷就是个子矮了一点，要不然的话那时候他在部队服役时一定不会才当上一个少尉军衔的干部就转业到地方了，

艰苦的夏锄刚过去，北大荒逐步进入了酷夏。南风劲吹，麦花雪白；麦地里开满了丰收的希望；麦收的季节就要到来了。我们农工排，在麦收之前，首先要把场院整修好，并且做好麦收的准备工作。我们连队的场院，在连队的最南端。离开生活区200米路。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场地：长100米，宽50米，总面积5000平方米。场院里安装着一个大喇叭，整天播放着“新闻联播”；革命样板戏选段；还有各级机关的各种通知。场院的储粮仓库，是

前几天父母搬家，之前我们商定好，这次搬家对于他们积攒了近半个世纪的“家底”要做一次性处理，能用的留下没用的不论贵贱必须扔掉，妈妈勉强同意，处理过程中因为意见相左我有几次忍不住向她发火，对于一些小件妈妈虽然万般不舍但最终没能拗过我们，唯有一件老家什妈妈死活坚持，就是那台比我年龄还要大的缝纫机。说起我家那台东方红牌缝纫机可是有年头了，从小到大我时常都能看到妈妈在缝纫机前做衣服的身影，曾几何时这台缝纫机

在我的印象中黄忠烈伯伯是一个个子比较高，人也长得很魁武的那一个人。那时他的年龄有四十五六岁，但他那宽大的脸部下巴上的肉有些往下坠，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四十五六岁的人，同时他不太主动与人说话，因此给人的印象有一种严肃的感觉，再加上他看人的眼睛时漏出来的目光也有一种冷光，因此让人感到他还有一点不言而威的感觉。但是，当你与他接触的时候，几分钟内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与人相处的人，说话态度很注意方式方法，

徐明福老师是母亲小学的一个同事，记得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她是一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徐明福老师大概在二十岁左右，个子不是很高只有一米六上下，脸的长相本来是比较端庄大方的，如果单从背影看上去会让人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但是由于徐明福老师小的时候患上了天花病，使得她的脸上留下了许多的凹凸疤痕和疙瘩，导致初次看见她的人心里都会很失望。徐明福老师家庭出身不是很好，出身在一个富农家庭。但是她有一个堂哥是大队

此情只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梦回宛转，豆蔻年华。晨遇朝露，定然驻足流连，满心欢喜又淡然，爱凝望那些兰花草总在校园的小路旁闪闪烁烁，灼灼生辉。夕落晚霞，凭栏远眺，云轻风快，偶尔吹过发梢，划过脸颊，扬起的是那年华里悸动的心。皎皎月色下，追着风，随着影，抬头望过高高的树梢儿，想那鸟儿是否安睡？忽地树枝颤动，不知是梦的侵扰，还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也或者只是风儿轻轻来过。在这样的月朗星稀夜，心里总住着那

江婆婆是带我三妹妹的一个保姆，那时我三妹才九个多月大。五十多岁又有病在身的江婆婆本来已经带了一个小女孩了，母亲经人介绍后准备把三妹托给江婆婆时，有人对母亲说怕那江婆婆照料不过来。但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抚养我们三姊妹经济上不宽裕，别的人一个月需要八元钱，而那江婆婆答应一个月只收母亲六元钱，所以仍然把九个月大的三妹托付给了江婆婆。江婆婆有四个子女，大的一个在街上的集体饮食店当营业员，还有三个都在

阙兴媚老师是我母亲小学教书的一个同事，读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时教我们班数学的老师。阙兴媚老师那时只有三十来岁多一点点，个儿不太高大概也就是一米六左右，圆圆的脸，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看人时她那眼睛透出来的眼神给人的感觉很有精神和犀利的印象，不像有一些眼睛小的人透露出的是木纳的眼神。阙兴媚老师是县高中毕业的学生，据说在县高校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还是学生会的干部。正常情况下阙老师本来可以考入一所重点大学的，可

6月5日傍晚，是我到北大荒的第四天。我们从农田里夏锄归来，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吃过晚饭，开始了政治学习的时间——那时候也叫“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天天读）。那天下午，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犯错误的下放干部，叫邢西福，将他放牧的牛群赶回连队，路过职工家属区。有一个老季头叫季仁甫，正在收拾自家的菜园子，篱笆门没有关好，路过的一头黄牛，闯入了他家的园子。老季头左赶右赶，无济于事。他的女婿叫阎波，是后

中秋节之后持续了近两周的雨天终于放晴了，人就是这样，天天出太阳念叨下雨，等雨下个没完没了的时候又咒骂老天要漏了，再深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好不容易天晴了，搬个凳子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窗外的花依旧艳艳的开着，树啊草啊葱葱茏茏，毕竟是初秋，空气有些清凉，清凉的有些平淡，忽然觉得这会要是在桂林就好了，今年四月我们去了一趟桂林，梅雨季节，除了漓江烟雨蒙蒙如诗如画，桂林城市的印象不怎么深刻，这一刻我却由衷的向

厉远朝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不会留下什么特殊印象的，因为厉远朝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我认识他的时候虽然他的年龄不是很大也是四十多一点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一张脸上就是没有让人看到有什么红润的感觉和光泽，整天是瓦灰瓦灰色的没有丁点的血色。厉远朝尽管年龄不大，可他的前额上皱起了很多道纹路，使他很出老相，但是如果你是仔细注意看他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那一双眼睛和眼睛里透出来的眼神有一种特别的地方。他的两只单眼皮

1970年6月2日，我们的双脚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我们生命的旅程，是真正地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我们走向社会，走向独立生活的开端。北大荒的生活，与我们舟山有着天壤之别。这不仅体现出南方与北方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还体现在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差别。我们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异乎寻常的新奇。南北的差别，最先是从洗澡开始体现出来的！从舟山出发，在火车上度过了四天四夜，又在解放牌大卡车上坐了一个白天，这才

伍疯儿是公社农机站的一个工人，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年龄大概是四十六、七岁。虽然说是农机站的工人，但是每天干的活就是在农机站那四十多亩土地上种菜，还有在二十多亩田里种水稻，所以其实也就是在公社农机站里的一个种地的农民而已。但是伍疯儿从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农民，只要有人喊他伍师傅他就很高兴地回答说：“什么事，要我帮忙吗”。倘若有人给他开玩笑说：“老伍，说你们生产队队长想要你回生产队去！”，即便他是在笑的时候

城市经历了一天的喧嚣、浮躁和彷徨，复又渐渐归于沉静。傍晚时分，和两个兄弟小饮回来，途径银川商贸城北侧的林荫步道，不经意间回望天空，却看不到期盼中的月亮。这怎么可能呀？此时的碧空云淡风轻，疏星点点。中秋之夜怎么会没有月亮呢？无月的夜像是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灵感，满腹的情思柔情顿时化为乌有，满腔的壮志豪情也戛然而止。疑虑的心结终于有了结果，原来是天边的几缕残云遮住了初升的圆月。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