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1942年是因身患严重肺病去世的，终年59岁。据母亲回忆说，在爷爷去世的两年前，即1940年，她和父亲结的婚，当时父亲21岁，母亲17岁。爷爷没有患病之前，父亲在焦作市郊的一家国营农场工作。爷爷患病后，叔叔年龄还小且还在上学，奶奶负担过重，父亲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家种地。爷爷去世后，父亲便成了全家人的“顶梁柱”。父亲那年23岁，叔叔才16岁。父亲生于1930年11月24日，叔叔生于1936年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千村。武陟县原名木栾店。1948年10月，武陟全境解放，1949年8月，中共新乡地委建立后，中共武陟县委属新乡地委领导。当时的学生唱着这样的歌曲庆祝胜利：“九月二十一，解放木栾店，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年”。由此可见，我们的家乡千村是1948年8月21日解放的，比新中国的成立早了一年多。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村里“红枪会”人的迎接下，日本鬼子来到千村进行了“清乡”（

儿子鹏宇已经九个月了，几乎是天天想着法子“搞破坏”，让带他的妻子很是头疼。卧室大床边放了一张四围有着栅栏的小床，是计划给儿子睡觉用的，但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在里面睡。没有办法，就将这小床当做儿子衣服和其它对象的放置框。儿子睡醒后，会一咕噜坐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两手抓着小床的围栏，伸手将里面的衣物或者玩具全部拉拽到大床上，搞得大床上乱七八糟。一次，听到他在卧室哇哇乱叫，进去一看，发现他一头栽在大床边的

姐姐在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中排行老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因为是秋天生的，所以奶奶就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千秋季。据母亲说，为这名字，邻居们认为不好听，但奶奶终究没有再改。姐姐只上了一年小学，就在邻居家一个比她稍大一点的小姐姐的撺掇下不上学了。用现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人家不去学，她也不去学，人家逃学，她也逃学。过去生活困难时期，农村孩子的辍学是很普遍的事情，学校也不干涉，基本上任凭自便，不像现在的孩子从

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故乡村子里不管谁家里有红白喜事，都要请一个打杂的四处张罗着到左邻右舍借盆、借碗地办饭席。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名叫胡闹的人缘不错，是打杂的老手，凡是熟识他的家里都爱用他。俗话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一天，村里有家人办喜事，就请了胡闹去挨家挨户地去借盆盛菜。那个年代村里用瓷盆的不多，大都是瓦盆。胡闹来到这家借盆，不巧这家门开着，屋子里没有人，喊了好几声也不见人答应。刚想要出门

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弟弟，也是姥姥、姥爷的独子。母亲是家里的老二，母亲上面是排行老大的大姨妈，下面是排行老三的舅舅，舅舅下面是排行老四的姨妈。在姥姥、姥爷的几个子女中，舅舅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男儿。听姥姥说，自从她嫁到姥爷家就发现这是一家很穷的人，姥爷从小没了父亲，姥爷的母亲去世，姥爷将卖了三亩地的钱买了一口棺木才得以他的母亲安葬，一直到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时期，他们家还是老贫农。那是解放前夕的一个灾荒年

我们的军营，地处天山腹地深处，远离城市乡村。多少年来，从这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军营里，也不知道走出去多少批军人。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兵总是要来，又总是要走，但这块如铁的营盘，却永远也不会走的。军营四围皆山，山上一年四季干坼灰黄，没有一点生气。夏季，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偶尔可以看到一、两只黄羊，从那干坼灰黄的山坡上走下来，在山下的一条小溪里喝水。山很陡峭，我怀疑那黄羊是如何

大年初八，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在QQ里遇到了小燕(老家二姑的女儿)的丈夫“老北京”。他在QQ里说：“来顺舅（他是随小燕叫的）病逝了，你知道吗？”“不知道呀！他得的什么病？什么时间病逝的？”我问。“我妈（小燕的母亲）上午打电话来说的！”他又说。我说：“给老家打电话问一下！”来顺叔说不在就不在了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记得春节前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就在QQ里遇到了小燕的丈夫“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故乡正在推行吃大锅饭，也就是在劳动之余，生产队所有社员都集中在一个食堂里吃饭。有一次，食堂的锅里掉进了一只老鼠。饭煮好后，人们将这口锅里全吃完了，才知道掉进老鼠的事情。那天，食堂里一字排开有几口大锅，锅里煮着红薯叶、白菜叶和苞谷面。由于天冷，锅台上有只老鼠不小心掉进了第一口大锅里。开始打饭时，谁也没有注意，人们各自打完饭蹲到一边吃去了。当饭打到锅底时，掌勺的打饭人才发现被煮烂了的

1985年的冬天，姥姥在乌鲁木齐市平顶山的一座平房里去世。时间相隔3年后，也就是1988年，我刚到南疆的一个山沟里当兵还未到半年，在和舅舅的通信中，舅舅说回了一趟老家，很紧张，是为姥爷的后事回去的，我才知道姥爷也去世了。因为姥姥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姥爷，惟恐他年老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所以，他哪里知道，在3年前，姥姥就先他而去了。姥姥去世后，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的东山，即：现在地处乌鲁木齐市碱泉沟的

童年岁月，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喝母亲熬的玉米粥，吃母亲拌的凉拌菜。那些年，本来家里生活条件还算基本可以，不料姐姐得了骨髓炎，为给姐姐治病，家里的粮食能卖的全卖了，因此全家生活极为清贫。姐姐患腿病那年是17岁，一直到她25岁，才将她的骨髓炎病彻底治愈，整个时间跨度为9年。在这9年的时间里，我们全家人不知道喝了多少玉米粥，吃了多少凉拌菜。母亲拌的凉拌菜有两种，一种是生拌凉拌菜，另一种是熟拌凉拌菜。生拌

在日常生活中，常听人说，到二手市场买二手货，买到的绝对没有好货！但我却并不相信。我总是将世间的任何事物想象的很美好，事实上，经过两次的实际认证后，我终于相信了：二手市场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好货，但要时刻留点心，对所买的东西有所提防才对。最早的一次是社会上还在盛行使用“传呼机”的年代，我在公共汽车将“传呼机”丢了，当时工资太低，不舍得买新的，就到几十公里外乌鲁木齐二道桥的人行道，自发形成的二手“传呼机

我的童年，是在黄河北岸的豫北故乡——河南武陟乔庙千村度过的。那时，我们家里很穷，没有钟表，更没有手表。每天早上起床上学，我都通过公鸡打鸣或透过窗户看天色判断时间，看到窗户纸发白了，感觉到天亮了，就起床去上学。但这些办法有时也灵验，遇到阴天，就坏了，弄不好就迟到了。老师没有好的办法，对于迟到的学生，不给你讲那么多大道理，先罚你站上几十分钟，等你站累了，再让你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有天晚上，一觉醒来，我听

一九六九年，我们部队在西双版纳集结待命。我要好的战友因热带雨林里蚊虫的叮咬患了疟疾。一个星期天，我带上一个新兵开车到野战医院里去看他。当车行至晨雾的云海里时，在公路旁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树上长着一个儿头大小、黄澄澄的果实——柚子。我至今也解不开那树上为什么只结了一个柚子。也许原来那树上的柚子是密密麻麻的，因为它生长在顶尖上谁也够不着而把它剩下了吧？不管怎么说，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摘下来的。因为我知

1969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如火如荼。在国内一片武斗声和反修防修的浪潮中，我们接受了林副主席的命令，开赴援老抗美第一线。部队先在西双版纳的勐腊集结待命。每天由翻译来讲解老挝的风土人情和教授简单的老语。不外乎是什么：巴达毛曼因（毛主席万岁）！莫本莫卡（缴枪不杀）之类。先进入老挝的是筑路工程队。他们先将树木放倒，再用推土机在山上推出一个道路的土坯，我们高炮部队才跟进去。二战时期的苏联嘎斯车拉着老掉牙的三

1947年秋我只有四岁半，按说还不到记事儿的年龄，但那种强烈地刺激却在我的脑海里划下了很深的沟痕，抹都抹不去。记得那是连续的阴雨天，我家忽然冒出来一大群黄鼠狼，它们列着长队拖着幼崽儿，吱吱地叫着，明目张胆地从我家里搬出去……一种不祥的预兆立刻笼罩了我们全家，大人们全都陷入了惊慌和恐惧之中。母亲把院子里的鸡全部宰杀，炖在一口大锅里……父亲眼睛红红的，顿足捶胸绝望地哀叹：“完了，完了……”他一连几天不

现实中，我总认为苍蝇拍子是打苍蝇的专利，但曾经用它去灭蟑螂，觉得也很管用。我家住的这个单元的一楼住户，前几年全都将房子租出去给人开饭馆。唉！说起来话头长，恰恰是他们在一楼开饭馆，自从我家搬到这个单元的三楼后，这烦人的蟑螂便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大有灭不尽之势。有位朋友是捣胶状蟑螂药的，说明书上说这胶状蟑螂药非常厉害，蟑螂吃了这药死亡后，活着的蟑螂吃了死亡后的死骸，也会被毒死，你能说不厉害吗？然而，我

可能是由于“千”姓在社会上比较稀少的原因，我这个名字让我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路街道办事处社区中心上班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我的“乌鲁木齐市建设银行”工资卡上的名字是“于海江”，而住房公积金卡上的名字竟成了“牛海江”。每次拿上我的“乌鲁木齐市建设银行”工资卡到北京路上的一家支行取钱时，都要因名字的事情给工作解释半天。工作人员也往往会这样叮嘱我说

阿拉沟位于乌鲁木齐市南天山之中，西起奎先大坂东侧，东到阿拉沟口以东七千米处，全长一百公里，深度为十至一百米，平均宽度为五百米，是一条弯曲的山沟，地势险恶，最窄处仅能过车，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势。阿拉沟是古丝绸之路的“天山道”，石头烽燧（古烽火台）矗立阿拉沟口。阿拉沟又称“四季沟”，因为从阿拉沟口到奎先大坂一路竟能领略到一年春、夏、秋、冬美好的四季风光。这里曾是中国军事核工业的摇篮，军工基地，

我的童年是苦涩的，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但那时代让我正好赶上了。由于弟兄姊妹较多，十七岁的姐姐又得了现在看起来都有点难治的骨髓炎。为了给姐姐治病，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异常艰难。（一）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大概是隆冬的十月，家里断顿了。所谓“断顿”，就是没有粮食吃了。怎么办？没有办法，父亲就到邻居家借了一袋玉米籽。（那玉米籽是用“斗”量过的，也不知道有几“斗”？）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借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