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波伏瓦的《势所必然》出版的同时，萨特完成了他的自传，定名为《词语》，先是发表在《现代》，随即由伽利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词语》的出版立即获得评论界一致的好评。虽然对这书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或认为它标志着萨特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或认为这是他自欺的新表现，或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都承认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是文学史上少有的独具特色的自传作品。自５０年代写出初稿后，萨特一直把这个自传搁着，

１９６３年秋，波伏瓦回忆录第三部《势所必然》出版。回忆的事件是从战后一直到１９６２年。她从１９６０年夏天开始动笔，到１９６３年春完成。同前两卷一样，这一部也激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争相阅读，反应强烈。由于书中有较多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内容，波伏瓦估计会因此激怒不少读者，没想到人们根本不在意这个。对于许多人来说，到了１９６３年１０月，酷刑、拷打、大屠杀、暗杀、……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他们对于历史是

１９６２年春，萨特应邀去布鲁塞尔作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博斯特开车送他和波伏瓦去。由于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强大，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刻，对方才以事先约定的暗语通知萨特他们怎样走，中途还换了车，有几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汽车护送。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６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六千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

新年刚过不久，一天夜里，凌晨两点，突然响起一阵闷雷似的声音，把萨特和波伏瓦惊醒了。萨特走上阳台，看着外面说：“哦，这些家伙嗅出我们住在这里了！”对面的楼房被炸，一阵浓烟随风滚过来。早上，萨特秘书福克斯来了，郎兹曼也打来电话，都认为这是针对着萨特来的，看样子他们得准备搬家。后来得知这是针对另一个人，一个不愿为秘密军队筹集资金的阿尔及利亚法侨，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萨特的预感不是没有根据的。去年年底，萨特

先生们，不管怎么说，最好是什么都不干，任由自己惰性的发展。这么说，是地下室万岁了！尽管我说过自己十分羡慕那些正常人，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可以看着他去做，但我自己不愿做那样的人。（虽然我一直不停地羡慕他们，但我始终觉得，地下室更适合于我。）在那里至少可以……，嗨，我这是在说谎话，我说谎是因为我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清楚，根本不是地下室而是某种别的不同的东西对我更好一些，是我所渴望的，但无论怎样也找不到。

我突然不顾一切地大喊起来：“你为什么要来？回答我！我来告诉你吧，你为什么来。你是因为当时我对你说了同情的话，你的心软了，你又想听同情的话了。那么就让你知道吧，那时其实我是在嘲笑你。现在我也是在嘲笑。你干嘛发抖啊？确实，我是在嘲笑！在这之前别人欺负了我，那些人在饭局上欺负了我。我去你那儿本来是要揍其中的一个军官，但没碰上他，没揍成；我得把受到的欺负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在他那儿发泄，让自己获胜。这时你

“我对你说一下现在的生活：虽然现在你年轻、漂亮、形象娇好、精神极佳、情感充沛，但你要知道，例如，刚才我一醒过来，发现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恶心；只有在醉酒状态我才会来这里。而如果你是在别的地方，像一个正派人那样生活，也许我会爱上你，很高兴你能看我一眼，更不用说同我谈话了。我会偷偷守在大门口，跪倒在你面前，就像对待未婚妻一样来看你，并以此为荣耀；我决不敢对你有坏的看法。而在这里，我知道，只要我打个招呼

我站在那张台桌旁，不知道挡住了那个人的路；而那人抓住我的肩膀，什么话都不说，就把我从原来的地方挪开，随即旁若无人地走了。我这个人本来是挨了别人的打都不计较的，但他就这样把我挪走，而且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却让我怎么也不能原谅他。当时我怎样才能跟他进行一场合乎正派文明者身份的争吵呢？他对我就像捏一只苍蝇一样。这个军官个子快一米九零了，而我又矮又瘦。不过是否争吵，权利仍然在我手中：只要我表示一下抗议，他

那一年我24岁。那时我的生活就已经相当忧郁、混乱，我十分孤独，就像一个丛林中的野人。我不同任何人来往，尽可能地不说话，尽可能地躲到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在上班时，我尽可能地不去看任何人，我也很明白，我的同事不仅把我看成一个十分古怪的人，而且在看我的时候都露出一副厌恶的神情（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有时我不禁会想，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种被人厌恶的感觉呢？我们办公室有个人的脸特别难看，一脸的麻子，怎么看怎么像一

１９６１年５月，波伏瓦接到一个电话；梅洛─庞蒂死了，心脏病突发。获此噩耗，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在大学期间他们曾有一段较深的友谊，扎扎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后来抵抗运动、《现代》编辑部，他们共事多年。梅洛─庞蒂退出《现代》后，在１９５５年写了一本《辩证法的历险》，攻击萨特的哲学思想，她针锋相对写文章予以驳斥，措辞十分激烈。不过梅洛─庞蒂并未见怪。恩恩怨怨，随着斯人逝去一笔勾消。虽然多年没有交往，萨

回到巴黎，萨特和波伏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一位律师，准备接受官方的指控。但巴黎警方也相当客气。他们主动来到波伏瓦的公寓，对萨特和波伏瓦作口头审查。其中年轻的一位由于紧张，动作僵硬，打印供词时手被拉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流淌在打字键盘上。负责的警官为他们起草了供词，还作了推敲润色。最后，他安慰萨特和波伏瓦说：“请放心，你们得到的指控会是恰如其分的！”在受审的那一天，他们得到通知说，主审官病了，审判时间推

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９月７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给郎兹曼和佩朱打了电话，说明自己证词的要点，授权他们写一个证词，以他的名义出庭作证。电话里声音不清晰，两边费了好大的劲才搞清楚对方的意思。萨特回去后见到证词，觉得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在证词中，萨特明

在古巴期间，萨特为尼赞的《亚丁─阿拉伯》再版写了长篇序言，实际上是关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他同尼赞的友谊的一个回忆录，获得读者的好评，特别是青年人很喜欢它。他还应邀去索尔本给大学生作了一次关于戏剧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会场上不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学生们一直簇拥着他上了出租汽车。５月底，女律师吉泽尔·哈里米请波伏瓦为一个名叫德加米拉的阿尔及利亚姑娘辩护。这姑娘参加了民族解放军，她被抓住并受到残暴

６０年代第一春给萨特和波伏瓦带来的是噩耗。１月的一天下午，波伏瓦一个人在萨特的房间，电话响了，是郎兹曼打来的：“加缪刚刚死于车祸！”加缪陪同一位朋友从法国南部返回，汽车撞在一棵梧桐树上，他当即身亡。放下电话，波伏瓦嗓子发紧，嘴唇颤抖，喃喃自语说：“我不要哭，我不要哭！对他我早已经无所谓了！”但这不是真的，她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萨特回来后，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同样沉重。晚上他们无法入睡，同博斯特一起，

如果真的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有意愿和随心所欲的公式，也就是说，弄清楚了它们依靠的是什么，是以怎样的规律发生的，是怎样发展的，在各种情况下朝什么方向发展等等，也就是找到了真正的数学公式，那时人们也许就不再有意愿了，真的不会有了。他为什么要按照统计表的要求去希望呢？不仅如此，他立即就由人变成一架风琴上的小零件，或类似的东西。一个人没有愿望、没有意志、没有欲求，不就是跟一个风琴上的小零件一样吗？你们怎么看

有人说，一个人只是由于不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才干坏事；如果启发他，让他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利益，他就不再干坏事，就会成为高尚善良的人，这是因为，他一旦受到启发，就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利益就在善里面，而没有任何人会故意违反自身利益而行动，因此，他必定会开始行善。这样说的人真是太幼稚了，太天真了！首先，我想问的是，在过去的这几千年里，到底什么时候人们是只凭自身利益而行动的？恰恰相反，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人们完

如果有人向你证明说，你是由猴子进化而来，你不要皱着眉头表示反对，就接受下来好了。还有人证明说，实际上你身上的一滴油贵重得要命，而所有道德、责任之类的东西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你也就接受吧，因为没办法，二加二等于四，这是数学啊。你们尝试着反驳这一点吧。有人会喊起来：“根本就不可能反驳，因为二加二等于四呀！大自然并不需要获得你们的允许，也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不管你们是否喜欢它的规律。你们不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为人狠毒，相貌平平。我的病可能在肝脏，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害有什么病。我不会去看病的，我从没有看过病，尽管我对医学和医生这一行还是很尊崇的。是的，我很迷信，迷信到尊崇医学的程度。（不，我有良好的教育，照说是不会迷信的，但我还是很迷信。）不对，跟你讲，我不去看病是有意而为之，是出于恶毒的意图。你可能不懂我在说什么，可我自己懂。当然，我无法说清楚这种恶毒的意图会伤害到

在涉及宗教社会法庭问题时，教会应该把整个国家包含自己身上，而不是只在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也应该成为基督教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目标。在基督教产生最初的300年，基督教只是以教会的形式存在。然而在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基督教国家后，新的情况出现了：它们尽管把教会包含在自己内部，仍然具有许多异端国家的特点。这种情况具有某种必然性。这样，在罗马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属于异教文明和智慧

据说一个俄罗斯士兵在边境被亚洲人抓去，他们要他放弃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将他折磨至死。但他拒绝改变信仰，愿意受刑，结果被剥皮而死。这消息登在报纸上。一位玩世不恭者评论这事说，尽管这位士兵的事迹很了不起，但在这种情况下，先放弃对基督的信仰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然后再努力行善，用长期的善行来弥补自己的畏死行为，也就没有什么罪恶了。他说，如果我落在那些人手中，当了俘虏，他们要我诅咒上帝，背叛神圣的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