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一个人在受刑前很难保持心态的平静，就是那些多次受过酷刑的人也不例外。一般来说，这时受刑者完全被一种强烈的恐怖感所支配，这种恐怖是纯粹肉体的、不由自主的、难以抗拒的，人的整个精神都被它压垮了。后来我在监狱的几年时间里，总是情不自禁地注意观察那些受刑的犯人，他们往往受完一半的刑罚后进入医院治疗，待背上的创伤好了后又被迫出院，接着受余下的那一半刑罚。刑罚是否要分为几次，由医生说了算，行刑时他要在

列杰特尼科夫说：“我不是错觉！虽然我站得较远，我却什么都看见了，尽管我从窗前很难看清钞票，这一点你说得不错，但我确实知道它就是一张一百卢布的大钞票，因为你把那张10卢布的钞票交给索菲亚时，我亲眼看到你还从桌子上拿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你把钞票叠起来握在手中。后来我本来忘了这事，但你站起来时，将这张钞票从右手转到左手，差点把它弄掉了，让我又想起这事来。这时我又产生了那种想法：你是不想让我知道，偷偷地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十分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不过让我费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去解答那些你寄给我的问题。你留给自己的问题太多了，你的忧虑已经有一点病态的成分了。其实事情本来是挺简单的。根本没有必要去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样的问题，因为这跟你教育孩子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只要他能认识真理，凭着自己的心，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自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也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是一个善

我只是在探求人们不敢自杀的原因。（怎么不敢自杀？难道自杀的人还少吗？）很少。（你认为是什么妨碍人们自杀？）我还不很清楚：也许有两种原因妨碍人们自杀：一个很小，一个很大；不过这小的其实也很大。（这小的是什么呢？）疼痛。（对要自杀的人而言，疼痛有这么重要吗？）很重要。自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突然要自杀：他们或者是过于悲伤，或者过于气愤，或者神经不正常，或者把一切都看穿了。这些人由于是突然自杀，对于疼痛的

《阳光报》反复对我们说：“一切都那么虚假，一切都是谎言”。由此我们看清了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理论家之面目：他们跟欧洲主义者一样，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反而拒斥生活，已经到了不通人情的程度。该报为了莫斯科的理论肆无忌惮地否定当代生活。他们不知道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结果，来自狂热的幻想和虚构。它就像一双鞋，虽然还勉强可穿，却早就破旧不堪了。它有些内容还可以用，但必须加进一些新东西来修补。为什么彼

弱者守正真理，退而得，求而争。而且越辩越混乱，越辩越误入歧途，因为越辩山头会越多。人，就是七八十年不过百岁都清楚。那人对自身的所作所为要付多大的责任因为，人类看上去很负责的态度很好笑。你好我好大家好，欺上瞒下一起骗。地产大奸商为了应付检查对闲置不开发的土地，就临时组织民工团在竖起来大吊车但，检查团一走就马上撤离。而且民工也赚点大吊车也赚点，地产大奸商因此躲过检查等着地皮价格飙升，而检查团也心里明白

萨特从美国回来了。现在他同多洛丽丝的关系已经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他完全被她迷住了。萨特这次在美国呆了４个月，在那里除了有数的一些讲学活动，几乎没有干任何事情，全部时间都用来陪着多洛丽丝。他每天早上大约９点钟起床；洗洗漱漱，活动活动，吃早饭到１１点；然后同多洛丽丝呆在一起；午餐同她或其他朋友一起吃；然后同多洛丽丝在街上逛到晚上６点；接着在酒吧一直呆到凌晨两点。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天下午，他一直呆在多洛

波伏瓦滑雪滑得正上劲，忽然接到通知：邀请她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演讲的法文协会终于给她弄到一张３天后的飞机票。她急忙返回巴黎。当她如期赶到机场时，发现已经有人占了为她预留的座位。经过再三交涉，领航员为她在座舱里腾了一块地方。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的感受是仿佛在梦幻中。天气很好，俯视下面，群山、岛屿、海水，如同一幅精美的油画；飞机低飞时，甚至可以分辨出地面上的人群和羊群来。最后她看到的是棕榈树和骆驼，

由名声招致的敌意不仅来自社会公众，也来自政治层面上。萨特在抵抗运动中同共产党人有着密切合作关系。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党各派能够和平共处。他同共产党的关系还不错。但是，在他开始出名后，共产党的报刊上常有批判、攻击他的文章。也许他们担心萨特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他们争夺公众特别是青年人。萨特其实很愿意同共产党人对话，但他们拒绝了。他们声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为《现代》杂志投

在《苍蝇》上演后，波伏瓦也想写一个剧本。一年前她完成了剧本《吃闲饭的嘴》。这个剧的背景是１４世纪一个意大利城邦，因遭受敌人围困要杀掉老弱病残这些“吃闲饭的嘴”，以解救国家。但最后老百姓选择了集体突围的方式来求得生存。波伏瓦想通过这个剧本探讨牺牲个人以换取集体利益的道德问题。剧中设置了一些悬念来吸引观众，对话也很生动。它的不足是以抽象的道德观念来说明政治问题，具有较浓的说教色彩。她对这个剧本不是十分

１９４５年秋，萨特和波伏瓦度完假回到巴黎。他们突然发现，一股巨大的名声浪潮向他们涌来，他俩一下子成了巴黎最出名的人物，而他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正是：人走运时，你想绕着名声走都不行；运气未到，你拼命追求也枉然。不过这样的出名好不好，还很难说。现在萨特的《理智之年》和《延缓》、波伏瓦的《他人的血》都出版了，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也出了几期。《理智之年》和《延缓》写的是在战前虚假和平时期和后来慕尼黑

一块五毛站在先人肩上，怎敢比先人高。建设文明和谐城市。宣讲车又在街上大喊大叫发誓赌咒又是坦陈威逼利诱，又是讲清楚子孙利害关系。所有路人和快速奔跑冲向彼岸的车辆都像躲避怪物一样，而这车还有特权似的不紧不慢又傲视傲慢在路上晃荡就好像满世界的道理都在它车里。——文明是什么？在路上就是礼让和自律。和谐，是公平的。你宣讲文明却不文明宣讲，你这反倒像游行示威更像发泄不满。——都在为国家做贡献，都是工龄卅十年，

也许有人会说，指责俄罗斯人说法语，这个话题太陈旧了，观点也无新意。但我所惊讶的并不是俄罗斯人之间不说俄语（如果他们说俄语，那才让人奇怪呢），而是他们自以为法语说得很好。这种错觉是怎样形成的呢？显然，这是我们的愚昧所致。讲法语的俄罗斯人都是知识分子，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法语讲得太差劲；还有一种是自以为法语讲得跟真正的巴黎人一样（这都是我们上层社会的人物），其实他们讲得跟第一种人同样的差劲。第一种情况

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它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事情本身很清楚。而在恶魔诱惑的问题上，世界上的三大思想已经合而为一了。时间过去了1800年，还没有产生比这三种思想更为复杂也就是更为高明的思想，人们到现在还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现代的社会问题是处境问题，也就是“石头和面包”的问题。我这里不是在作预言，情况一向如此。对于那些不名一文的乞讨者（他们由于饥饿和压迫，更像一群野兽），与其劝他们行善、顺从、自律

在当今世界，只有一个民族担负着神的意旨，能够以新的上帝名义改革和拯救世界，开创新的生活和文明，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同时又是俄罗斯人；一旦成为无神论者，他就不再是俄罗斯人了。不信仰东正教的也不可能是俄罗斯人。罗马天主教已经不是基督教。罗马所宣称的基督其实是第三次受到恶魔诱惑的人。天主教向全世界宣称，基督如果没有人世间的王国，就不可能存在于大地之上，这就等于是在反对基督，并由此对整个西

据统计，就我的记忆所及，在现代，我们国家跟整个欧洲一样，大约每四分之一个世纪即25年，就会遭遇一次普遍的大饥荒，大量地饿死人。这一统计是否准确我暂且不论，跟12世纪以及其前后的几个世纪相比，这一间隔期算是长的了。按照当时的记录，大约每隔两三年，世界就会出现一次普遍的大饥荒，这时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尽管人们想隐瞒这一事实。那时就有这么一个人，到了晚年，在无任何人强迫的情况下，主动出来承认：在十分保

有人说，人民没有真理，真理只是存在于文明之中，而文明是由上层阶级维护的。我想问的是：“我们的文明真的是那么完美正确，以至于可以抛开人民的文明，只向我们自己的文明顶礼膜拜吗？我们究竟从欧洲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东西？”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不谈科学、工业这一类问题，尽管欧洲确实可以科学和工业逞强于我们俄罗斯，但我们的上等阶级历经200年，却还没有精通科学，因此，科学并不是造成俄罗斯两个阶级（普通百姓

平凡生活迷信“科学”的结局导致全社会都要承担的责任致使，“科学”这位人见人爱的大姑娘变成骗子奸商的帮凶而且，这迷人的帮凶或还亲自上场骗一把以至于所有人都不愿走出这个误区你看，多么痛的领悟大凡以“科学”的名义开始就都是从富人那里起源的好表现，被使用得到认可推荐后才展现遗落凶神恶煞的另一面祸害吓唬穷苦人。门店小子就是故意的，因为他可以要我早走却就是故意不发话。尽管这个权利是非法的也没有任何人给他这个权

战后萨特和波伏瓦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还是在战前，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作者给萨特寄了一本小书《向性》。这本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萨特和波伏瓦看了后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它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这位作者就是纳塔丽·萨洛特，后来新小说派的主要人物。那时萨特给她写过信，也同她见过面，给予她很多支持和鼓励。现在萨特、波伏瓦已经同她很熟悉了，他们经常见面。萨洛特对世界的看法同萨特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反对那些本质先于存在的

战后开始了对于投敌者的审判。有人四处为投敌分子游说。这时萨特在美国。一份律师散发的为布拉西拉克──他是投敌报纸《我无处不在》的主编──请求免罪的文件摆在波伏瓦面前，请她签字，波伏瓦拒绝了。卡瓦耶、卡恩、博拉这些被害者的面孔浮现在她的眼前，不，不能为纳粹的帮凶请求赦免！加缪的态度原先也同波伏瓦一样，几天后他有些难为情地对她说，由于有些说不清的原因，他屈服于某种压力，在请求赦免的文件上签了字。看来波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