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记我之所记：不是我之所见就是我之所闻，不是亲经就是亲历，不是当事人就是参与者而且极少有妄断结论的主观推断，一切都以普通人心逻辑我周围的人和事而那些高大上，也都有新闻出处或社会普遍现象级别为基本因此，我的《博客自传》经常会有重复的内容或相似的段落以及前后略有区别的痕迹，就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太小或经常反复对一件事斟酌的絮叨就像吃饭，每天都要吃三次才是生活的真实而且我的自传就是我的生活流水账而且，被

这位母亲大声说：“哎呀，你说得太好了，说到我的心坎里。但幸福究竟在哪里呢？谁能说自己是幸福的？你是这样好心，同意我今天再见你，就请听完我上次没有说出来、不敢说出来的一切吧，它长期以来让我痛苦万分！请原谅我，我是那样痛苦。”她站在他面前，两手紧握，情绪十分激动。“你怎么这样痛苦？”“是因为……我没有信仰。”“你不信上帝？”“不是不信，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我感到来世是一个不解之谜！谁都无法解开这个谜

那些懂行的人说，在俄罗斯修道院，长老制产生的时间还不长，不到一个世纪，而在有东正教的其他地方，特别是西奈和阿索斯，其历史已有一千年以上。有人说，在古代，俄罗斯也有长老制，只是由于我国屡遭动乱，由于鞑靼入侵、叛乱频发、君士坦丁堡被占后跟东方的关系断绝，这一制度被遗弃了，长老也没了踪影。上世纪末，一个了不起的修行者维利基科夫斯基及其门徒重新恢复了这一制度。到现在将近百年，俄罗斯修道院只有很少的几个设有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切都由此开始：我爱上了一位年轻的美女，她人很聪慧，举止庄重得体，性格开朗，品德高尚。她家里的境况也不错，父母很有地位，也很有钱，他们待我十分热情。我觉得这女子对我有那种意思，于是爱火就在我心中燃烧起来。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不一定有多爱她，只是对其才智品行很有好感而已。出于自私的考虑，我没有立即向她求婚：我还年轻，有花不完的钱，我不愿过早放弃这种自由放荡的单身生活。尽管我对她作

神父们，你们应该互相热爱，还要去爱人民。我们并不是由于来到这个修道院，就比世俗的人更为神圣一些；恰恰相反，到这里来的人之所以来这里，都是意识到自己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加坏一些。一个修道士在这里住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了。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不但比世俗的人坏，还应该为这个世上所有人的罪恶承担责任，他才算是达到修行的目的。你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世上一切人和

我现在回想起多年来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的一件事：我说的是犯人戴的脚镣。无论患什么疾病，苦役犯都要戴上脚镣，没有例外。我亲眼看见一些患肺结核病的犯人带着脚镣死去。然而人们对此已经习惯了，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即使那些给犯人看病的医生，许多年来恐怕也没有谁想到，应该要求有关部门给患重病的犯人、特别是肺病患者取下脚镣。脚镣本身不算太重，大约8到12磅，对于健康者来说，戴上也许

大树底下因为监管不利和法律缺失以及当权者故意造成的极少数人暴富和贫穷，该由谁负责？部门既然负责公平公正（其实现在特色之下部门已经失去公平职能并把“需要”的公平有选择的推卸给司法部门以求减负），就理应负责生活在正部门管辖所有范围内人和事的公平公正，及由此造成的各种不公平公正问题。——“国有资产”是什么概念？（其实现在我看“国有资产”也算个虚伪命题因为部门职能在转变，就无所谓在谁的手里只要你定时交税爱

波伏瓦正在对自己的小说作第三次修改。在完成《第二性》后，她就开始构思这部新作，想让它包容一切，她与生命、死亡、时代、写作、爱情、友谊、旅行的种种关系；她还要把战后那一段既狂热又令人失望的经历写下来。这次她决定不赶时间，静下心来细细地写。在写作过程中，她既兴奋又害怕，她把这事看得很重，就像拿生命在作赌注。到了１９５０年６月底，波伏瓦完成了小说的第二稿。跟以前的习惯作法相反，她一直没有把手稿给萨特看，

现在《现代》编辑部吸收了一些新人。每个星期天下午他们在萨特的住处碰头开会。其中有个年轻人叫克洛德·郎兹曼，哲学上受过严格训练，同时很看重政治。他帮助萨特使《现代》杂志政治化。他人长得很帅，对女人很有吸引力。郎兹曼为人朴实而风趣，有他在场，碰头会的气氛十分活跃。萨特和波伏瓦都对他有良好印象。第三者的介入并没有让萨特和波伏瓦疏远，相反的，最后退出场的是这些介入者；而他们的关系依旧。这是不可摧毁的一对，

６月底，纳塔丽带着她的两个男同性恋者朋友来到巴黎。波伏瓦见到她很高兴，她也满面春风的样子。但不久她们相互感到失望。纳塔丽已经美国化了，美国成了她的国家，一切都是美国好。她已经不能理解波伏瓦，同巴黎格格不入。在同纳塔丽告别时，波伏瓦知道，她的这个小朋友再也不会回来了。以后几年，她们还通通信，但纳塔丽在信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她的敌意，最后波伏瓦中断了通信。７月中旬，萨特和波伏瓦去挪威旅行。萨特的出版

法国人都在谈论苏联入侵的可能，仿佛很快就会打进来。加缪说，如果苏联人来了，萨特应该留下来抵抗；否则人们会感到失望。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也有些人认为他到时候会自杀。萨特从不相信苏联真的会占领法国。但有时他也姑且设想一下这种可能性，这时他就深切感受到自身境况的矛盾：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几乎无法作出选择。以前他所持有的自主选择理论在战后复杂的环境下不能解决自身面临的难题。这几年萨特开始研究辩证法，黑

１９５０年夏，萨特和波伏瓦去非洲旅行，还打算在那里与非洲民主同盟的成员见面。他们坐汽车穿越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如同大海一样的壮观和生动折服了他们。远望沙丘一片杏黄，到跟前成了新鲜的黄油色，而在背后又变成粉红。远处的海市蜃楼更是变幻无穷。最后几天，他们穿越白沙高地，白沙之中嵌满尖尖的岩石，这又是一种奇异的景观。在一个小镇上，一天晚上，萨特早早睡了，波伏瓦仍留在酒吧喝酒，同店主和两个司机聊天。这几个男

我在国外看到执行死刑。法国是砍头。时间很短，犯人刚上去，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了，也就是用机器杀人，被称作断头台，那玩意儿十分沉重。很快，一眨眼的功夫脑袋就被砍下来了，但准备的时间却让人很难忍受：先要读死刑判决书，然后给犯人穿上死囚服，再捆上绳索，最后把犯人加上断头台，那真可怕！人们都涌过来看，连女人也跑过来看热闹。这个犯人叫莱克洛，已经不年轻了，本来是个既聪明又勇敢的人，身体也很好，这会儿却脸色惨白，

在监狱里告密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告密者不以为耻，而其他人也不会对他怎么样。告密者不但不会遭到疏远，犯人们反而愿意同他结交；你如果想说告密是件可耻的事，他们会对你嗤之以鼻。有一个犯人A，是贵族，为人十分卑劣可耻，我同他断绝了一切往来。他跟少校的勤务兵套近乎，给他当密探，勤务兵又把自己听到的一切报告给少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事，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斥责或惩罚这个家伙，甚至连想都没有这样想。A是一个腐化堕落

在我坐监狱的几年里，苦役犯苏西罗夫一直都在我身边，但我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算真正了解他。每当我说“苦役犯并不见得就比其他人坏”，我想起的就是他。当时我并没有找过他，他却自己找上门来了，要服侍我。我都不记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样开始的。他开始给我洗衣服，还给我泡茶，处理杂事，帮忙找东西，把衣服送去缝补，每个月还要擦4次皮鞋。这一切他都是尽心尽意去做，常常忙得不亦乐乎，天知道他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总

知道我和彼得洛夫交往，米-茨基警告说：尽管有不少苦役犯让他害怕，最让他害怕的就是这个彼得洛夫。“在所有的苦役犯中，他是最勇敢、胆子最大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想干什么，谁都挡不住。如果他想杀你，能够毫不费劲地就把你给处理掉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觉得他的脑子有点不正常。”米-茨基的看法反而让我产生兴趣，但他却无法说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说来也奇怪，在以后一些年，我和彼得洛夫关系比较密切，几乎每

我说过，在进监狱之初，我很难理解监狱生活的实质，一些外在的现象让我十分苦闷。有时我十分厌恶那些跟我一样受苦的人，甚至嫉恨他们，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同伴之中，平等相处，互相了解，尽管他们跟我一样，也痛恨这种棍棒下结成的同伴关系和集体生活，并力求脱离这种生活。不过我有时产生的这种嫉恨心理还是有理由的。有人说，一个贵族和有教养的人，在服苦役和坐监狱时感受的痛苦，跟任何一个农民是完全一样的。

萌生退意新北海这个工作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有点，借他们这次整体搬家（他们在电子街是租个人的房子但，赚钱以后自己征地新建的大楼你想想国税局的特权···而且我去的时候他们的新大楼已经完工并开始装修据说是年底搬家）是离开的最佳时机和理由因为这里最大的问题，不仅经历了一次危险差点把命over在这里而且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认为就是来睡觉。物业聘我们来时说可以睡觉却没有一个字文字材料就是空口无凭，而物业与新北海

也就是在阿格林来巴黎的时候，波伏瓦关于女性的书第一卷出版。书名几经斟酌，定为《第二性》。在这前后，《现代》发表了第二卷的３章；１１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卷。这部谈女性的书销路很好。第一卷出版后获得好评，头一个星期就卖出了二万二千册。第二卷的销路也不错，但也使人们大为震惊。发表在《现代》上的“性之引入”、“同性恋者”、“母亲”３章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即使波伏瓦的一些朋友，也都对她说：“你的胆子太大

回巴黎后，波伏瓦搬了家，她住腻了旅馆。她搬到一个带家具的房子，从窗口可以俯视塞纳河，周围爬满了常青藤和树木，远处是巴黎圣母院。博斯特和奥尔加住在她楼下。她接到阿格林的信。阿格林说，在一个宴会上，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同她结婚，但她还在考虑，在考虑成熟前不愿同他建立暧昧关系。后来他们这事吹了。他接着说：“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需要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和属于自己的空间。